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家商业银行2013—2020年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回归分析考察数量型与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研究显示:数量型与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有影响,即数量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弱化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而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更多地通过小型银行起作用。

绿色转型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低碳城市试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在“双碳”目标和国家金融安全的背景下,评估绿色转型政策的效应对实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降低系统性风险意义重大。基于2007-2021年沪深两市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以低碳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模型分析绿色转型政策(低碳城市试点)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通过安慰剂检验和PSM-DID稳健性检验,结论依旧稳健。这种影响在碳排放强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中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宏观审慎政策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分别强化与弱化低碳城市试点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为实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降低系统性风险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跨境资本流动、流动性错配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是金融体系中体量最大的金融机构,研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我国商业银行2010-2022年数据,实证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选取流动性错配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其在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作用链条中的间接作用。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对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促进效用,且对增加流动性错配也存在积极影响,而流动性错配会导致商业银行风险的增加;同时,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提高银行流动性错配,进而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是显著的,但对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是不显著的。

绿色信贷政策会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吗?——基于中国31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准自然实验

探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如何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对防范、化解银行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2008—2022年中国商业银行年度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作用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会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流动性创造和贷款集中度从而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银行竞争在二者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适度降低贷款集中度和流动性创造、引进精通绿色信贷的复合型人才;金融监管部门可以构建差异化的绿色信贷供给格局,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新发展理念下的ESG投资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共二十大报告绿色发展视角

ESG投资存在声誉溢出效应,商业银行有动机为此进行更冒险的行为。使用2009—2021年中国37家上市商业银行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ESG投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ESG投资通过声誉溢出效应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且该影响对股份制银行作用更强;相比环境保护及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边际正影响效应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ESG投资行为会压缩商业银行盈利质量、限制银行流动性,从而提高银行风险承担。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基于此,建议完善ESG投资信息披露体系与评级体系,推动银行业ESG投资良性发展,促进中国“双碳”目标实现。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内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供应已无法满足日益上涨的需求,因此,我国对大宗商品进口的依赖程度也逐渐加深。然而,近年来各类“黑天鹅”事件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异常波动,加重了大宗商品进口贸易的风险,也给商业银行带来新的挑战。本文对我国20家商业银行2010年—2022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不同类别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矿业类和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于农产品类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矿业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长期贡献度更高,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比较滞后;此外,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对能源类和农产品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响应程度都小于非国有银行,而对矿业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响应程度较大,远大于非国有银行。本文基于研究结论,从银行资产配置、信息流通、货币政策等层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业务不断融合,互联网金融正逐步对商业银行产生着深远影响。互联网金融能够让商业银行改善自身经营效率与风险管理机制,同时也会使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新型业务风险,存在互联网金融风险向商业银行传导的可能。文章从互联网金融入手,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经营效率、风险管理的影响,最后从商业银行自身和政府监管两方面提出了互联网金融下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60家商业银行的证据

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银行业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能否抵御数字金融的冲击并完成数字化转型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160家商业银行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考察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1) 从总体效应来看,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从结构效应来看,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在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中起到主要作用。2) 相较于小规模的商业银行与地区金融监管较弱的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对大规模的商业银行与地区金融监管较强的商业银行影响效应更显著。3) 在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下,银行业竞争度的提升会弱化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升会强化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能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吗——来自102家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呈现出长足发展态势,作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部门,商业银行在数字金融时代背景下将会面临怎样的风险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我国102家商业银行的样本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GMM动态面板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会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收敛作用,货币政策会削弱其收敛作用,资本充足率会增强其收敛作用,数字金融会通过提高非利息收入和科技投入的传导机制,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监管策略、货币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双支柱”调控框架、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不仅能够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且也能够抑制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风险,“双支柱”调控框架能有效发挥金融稳定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与宽松的宏观审慎政策相比,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在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方面效果更为明显;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在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框架通过缩小影子银行规模,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本文丰富了“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研究,为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了实证支持。

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门槛效应：理论与经验证据

鉴于现有文献对于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争议,本文基于Blum(1999)和Kopecky and Vanhoose(2004)构建了双重约束的商业银行利润函数,进一步探讨了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门槛效应。本文认为:严格的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一方面会降低商业银行杠杆率和利润创造能力,另一方面会通过优化资产组合的方式增加收益。那么,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将取决于二者的净效应。如果杠杆率降低和成本压力增加所产生的负效应大于优化资产组合所产生的正效应,货币政策、资本监管将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反之,则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在此基础上,基于2000-2012年中国44家商业银行的相应数据,本文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上述门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猜想。最后,本文得出了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市值分化视角下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上市商业银行出现了市值分化现象与商业银行运用金融科技实现经营转型的进程密切相关。基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股票收益率数据,测算金融市场隐含(Market implied)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并以商业银行年报为文本分析对象,使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以商业银行市值作为门限变量,以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作为响应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对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市值越高,其运用金融科技增加风险承担水平的动机越强烈;而金融科技并没有增加市值较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市值表示的是市场化的偿付能力,市值越高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越强,越有动机和能力来运用最新的金融科技来增加业务的风险水平,进而增加盈利的可能性。

资本充足率、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5~2013年期间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充足率、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资本充足率和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变量显著负相关,股权结构中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变量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是政府或国有法人时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变量显著负相关,股东性质与资本充足率的交叉项与风险承担变量显著正相关。

互联网消费金融对中国上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笔者从市场竞争与商业银行组建消费金融公司两个角度,构建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对中国上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理论模型,分析出两条相反的影响渠道,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我国36家上市商业银行2013—2017年间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与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飞速发展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造成了冲击,分流了固有客户,提高了银行的破产风险;而互联网消费金融带来的风控技术变革以及消费金融公司的组建并不能降低整体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受到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总体来看,规模越大的银行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但区域性商业银行成为组建消费金融公司的主体,扩大了业务规模,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优势,从而降低了风险承担。

货币政策和资本账户开放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文章运用GMM模型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和资本账户开放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否会因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同而有差异。结果显示:货币政策越宽松,或者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越多;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会因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同而有差异,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越大。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30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以2009—2018年互联网金融对中国30家典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数据为基础,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与分析。结果表明:(1)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呈现倒U形分布,即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通过抢占市场份额,加剧了行业竞争,抢占了商业银行利润,进而加大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成本;但随着商业银行对互联网前沿技术的不断融合、金融产品服务的创新以及风险管控水平的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成本下降。(2)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对风险承担反应具有异质性:在宏观层面,大型国有银行拥有庞大的资产规模和政策保障,对其冲击反应较为滞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缺乏上述优势,对其冲击反映较为敏感,但股份制银行后期风险承担显著下降;农村商业银行因主要服务于乡村建设,受其影响较为有限。在微观层面,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与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水平较低的大型商业银行相比,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水平较高的小规模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显著增加。

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金融创新的分类研究

将银行金融创新分为降低项目监督成本和提高投资回报率两种类型,利用银行在融资市场的博弈均衡模型并结合数值模拟技术,研究两种类型金融创新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提高投资回报率的金融创新,降低项目监督成本的金融创新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更大,且当投资项目收益率较低时,降低监督成本的金融创新更有利于提高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证结果支持理论模型的结论。

存款保险、制度环境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全球样本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1999年至2012年间的全球93个国家共4498家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运用前沿的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国家的监管、法律和政治制度环境对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总体上确实产生了道德风险,使银行的风险承担增加,但这一效应会因不同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而异;在发达国家,存款保险制度没有产生不良效应,而在发展中国家,存款保险制度明显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承担。监管、法律和政治环境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中,三者均与银行风险呈正相关,这意味着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程度。而在发展中国家,只有监管环境呈现有益效应;监管、法律和政治环境与存款保险的交互效应为负,这意味着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减轻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

流动性创造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脱媒”,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规模和形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基于2007—2020年我国174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重新构建基于贷款期限和贷款类别的流动性创造指标,系统梳理了流动性创造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机理、效应和特征。研究发现:资产端和负债端的流动性创造会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但表外流动性创造会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相比,流动性创造显著增加了区域性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流动性创造通过增强商业银行的盈利动机激励和提高商业银行的杠杆水平增加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放大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监管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抑制效应;同时,流动性创造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即过度的流动性创造会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更好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竞争效应还是创新效应?

从行业竞争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剖析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和效果。选取2010—2018年中国199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将金融科技分为金融科技总指数、金融核心功能指数和底层技术支持指数,用系统GMM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发现:第一,金融科技的金融核心功能,导致商业银行客户存款分流、行业竞争加剧,推高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第二,金融科技的底层技术支持,促进商业银行频繁的金融产品创新和业务领域拓展,推高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第三,相比行业竞争,商业银行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导致的风险更加剧烈。第四,基于存款结构、净利差水平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业务竞争和技术创新在金融科技和风险承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第五,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对中小银行造成的冲击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