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个人破产制度之构建:破产能力、特殊价值与侧重路径

“互联网+”、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推动了商个人蓬勃发展,使其在吸纳就业、盘活经济、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下,商个人亟需破产制度解决其“后顾之忧”。从比较法和我国历史实践看,赋予商个人破产能力并不存在法理上的困境,而是立法政策选择问题。不同于一般自然人破产,商个人破产的制度价值具有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就业保障与创业精神培育上,而重整程序更加契合商个人破产在制度价值上的特殊性。因此,在商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中,应当发挥重整程序对于其特殊制度价值实现的优势,坚持破产清算与重整并存的双轨制,设置收入测评机制以限制破产清算与破产重整的选择,并且明确最低清偿标准以防止重整程序的滥用,实现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平衡。

构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应自商个人破产制度始

我国企业破产法生效已十年,对于企业破产我国有了较多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但我国破产法缺乏对于个人破产制度的规定。要构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首先应该明确破产的适用范围。而世界上现存的主要有商个人破产主义、一般破产主义、法人破产主义、折中主义四种立法思路。对于采纳何种主义,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在梳理学界对此的争论基础上,分析支持一般破产主义的各主要学说,并提出在我国先行构建商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说明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制度为何应当从商个人破产制度开始。

商个人破产的机理——商人双重人格的分离

商个人兼具伦理人格和商事人格，因此商个人破产制度的运行实质上就是围绕商个人双重人格的分离进行的，商个人破产意味着伦理人格的保留和商事人格的灭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