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制度改革能否提升企业ESG表现?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商事制度改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商事制度改革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提高企业进入率来实现,并且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以及高污染行业企业的ESG表现受到商事制度改革的促进作用更大。据此,要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为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并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鼓励民营企业和低污染行业企业参与环保和社会责任项目。

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商事登记签字见证的制度建构

在商事登记中当事人多以虚假签字的方式办理虚假登记,商事登记制度缺少前置性审查手段,登记环节形式审查无法排除虚假登记,人脸识别等实名认证无法排除虚假签字,这是虚假登记屡禁不止的原因。签字见证规制可以实现商事登记签字合规,进而减少虚假登记,改善市场信用环境。虽然商事登记签字见证规制需要支出一定的成本,但是能够产生较大的制度效益。积极公示下的自由见证制度模式是推定商事登记签字信息为真的应然选择。公证人及律师是商事登记中担任签字见证人的最佳主体。商事登记签字见证的见证对象是登记文件中的签字。在商事登记签字见证过程中签字主体必须亲自出现在见证人面前并自愿、亲手在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姓名,电子签名技术和网络视频技术扩大了“亲手签字”和“亲自出现”的外观形式。见证人基于自身过错违反见证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信责任。无论科技如何发展,见证人的角色都很难被取代。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信用困境与解决对策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一场“信用革命”,构建起以自我诚信为基础、公权信用担保为辅助的信用治理结构,基本建立了商事登记信用合规体系。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面临信用困境,主要表现为商事登记申请人信用意识淡薄、信用激励羸弱、信用责任制度不健全。要解决这些问题,应当强化商事登记申请人的诚信意识培育、完善信用激励机制、健全信用责任体系。

技术治理视角下商事登记制度的优化——基于世界银行公布的171个经济体的经验

新格局下如何保障国内市场及供给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命题。商事登记“减负”成效显著,成为我国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抓手,但国内企业家们仍反映获得感不强,技术治理效用不足。基于世界银行公布的171个经济体2014—2020年开办企业指标情况,引入聚类法、熵权法等分析先进经济体政策偏好,并结合回归分析法解释潜在因素。研究发现,先进经济体皆偏向优先调控“程序”指标;且其政策偏好均为“程序+X”组合式调控模式,抓重点、多指标的改革方式更利于商事登记制度深入调控;企业入市门槛高低受到商事监管能力和社会征信水平两大因素影响。借此提出加强社会征信建设、规制政企关系、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等建议。

商事登记改革与保护规范理论——对“王某琳案”的分析

准确判断利害关系的有无,是判定有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资格的关键。我国商事登记由计划经济下的特许和核准主义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准则主义,行政行为的性质也由许可类登记转变为确认类登记。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复议申请人资格,与登记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可以采用保护规范理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而对有关规范的解释又必须结合商事登记改革。保护规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上判断“利害关系”的主观化,寻求到了较为客观的法规范依据。不可放大保护规范理论作用,更不能对我国已有判断标准妄自菲薄。去除主观公权利,保留对第三人有无利益保护的规范分析方法,可能更容易为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所接受。

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惯例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来,跨境贸易取得长足进步,而与此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涉及多国(地区)多法律体系多元文化环境,许多商事纠纷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征。在理论上,国际商事仲裁适用惯例具有成本低、适应性强、效率高等优势,而在我国具体实践中却因为存在着惯例界定不明确、适用机制不健全以及仲裁员经验不足等短板,造成了其适用比例低、解决纠纷能力弱等问题。为此,我国应通过夯实理论基础、完善适用机制、加强人才培养等方式,发挥惯例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优势,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CEP背景下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完善研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对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广西在构建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仍存在纠纷预警工作落后、调解机制尚未完善、诉讼解决与非诉解决机制衔接不畅等缺憾。面对问题,广西需要立足于现有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对标美国等国家,以及海南、浙江等地区的典型经验,通过深入优化纠纷预防工作,强化调解作用,完善多元化改革等方式积极施策,推动完善与RCEP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对外开放目标相适应的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日本的民商事调解制度及实践

提到解决法律纠纷,人们可能会想到通过法院诉讼解决。然而,法庭诉讼程序复杂,而且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产生了包括调解在内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此,笔者在中日韩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成立之际,以日本法执业律师的身份介绍日本的民商事调解制度以及实践。

论我国未生效商事条约的法律适用

未生效商事条约的法律适用不仅可以增强准据法的灵活选择与商事裁决的可执行性,还可以进一步扩展条约适用范围并不断促进国际商事规范的统一。而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失效后,未生效商事条约得以“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唯一表征性条款也失去了法律依据。为完善私法性条约的国内法律适用理据,并建立国内法与涉外法多元统一的私法条约适用模式,我国一方面应确立依职权适用未生效条约的准据法调适制度,强化替代性商事条约的补充适用功能;另一方面,我国还应结合《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对“交易习惯”的最新识别与认定,准确理解《民法典》第10条“习惯法”的含义,在法律渊源体系中确立国际通用未生效商事条约的“习惯法”地位,为司法机关扩大适用未生效商事条约提供权威的正式法律依据。

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互动困局及突破路径

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中,尽管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潜力,但是当事人对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选择意愿仍然不高,这是当事人与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一个阶段性互动困局。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不具备外国当事人单方面选择时所需的诉讼优势,故而难以吸引其认可和选择。此外,我国当前的律师服务市场也处于割裂状态,可向当事人提供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相关信息的集中传播渠道不畅,增加了当事人选择的难度。我国宜调整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中的竞争目标,向更广泛的外国当事人和国际案件拓展,使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更具开放性;同时,还需加快我国涉外律师的人才培养和储备工作,以畅通集中信息传播渠道。

报告:商事调解发展趋势向好

“近年来,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景。商事调解的组织数量日益增多,商事调解员队伍不断壮大,商事调解的社会影响力逐步提升,商事调解的文化氛围日渐浓郁。”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任、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执行副主席蔡晨风在最近召开的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商事制度改革研究的主要历程与变革经验

商事制度改革是一项涉及众多部门、影响广泛且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各部门的紧密衔接和积极配合,以确保市场稳定并充分释放改革带来的红利。商事制度改革经过近十年的试点、实施、完善,带来的影响不仅是百姓眼前的变化,其带来的开创性成就为我国未来的营商环境树立了良好的标杆,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且对市场监管体制起到激励作用。本文通过对2012—2022年CNKI文献的检索、阅读,对中国商事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概括,检视学术景观。希望本文能够对商事制度改革的深入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论港口经营人商事留置权的善意取得

《担保制度解释》第62条第3款排除了商事留置权的善意取得,此种制度设计与港口商事实践相背离,忽视了港口作业中所有权归属的复杂性及交易的长期性,使得港口经营人几乎无法行使商事留置权。而在长期交易的背景下,港口经营人往往需要通过行使商事留置权以实现其债权,因此,有必要突破《担保制度解释》第62条第3款的限制,允许港口经营人商事留置第三人动产,并对“善意”要件进行区分处理,从而协调商事留置权与善意取得的制度功能。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我国商事法律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2020年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依法治国需要不同的法律人才贡献力量,商事法律人才的需求被提上日程。在我国的法律人才需求和学生就业存在矛盾的前提下,还存在有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与人才需求现状不对等,专门商事法律人才培养制度缺失,涉外商事法律人才培养难度大等问题,因此建议政府、行业与高校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培养高质量商事法律人才,同时加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密切合作,增强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最后应加强双语课程教学,培养复合型商事法律人才。

基于民商法视域下的企业商事信用缺失问题探析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商事信用是商业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良好的企业商事信用建设不仅有助于推动市场的健康发展,还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声誉。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企业商事信用缺失问题日益严重,给经济社会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作为规范商事活动的法律体系,民商法在企业商事信用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其明确了企业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规定了企业信用建设的责任主体和法律法规遵守的要求。尽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存在,但企业商事信用缺失的情况仍然存在,如违约行为、虚假宣传、恶意逃废债等。

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困境与改进策略

近年来,国际商事纠纷多样化解决机制不断发展,国际商事法庭及运行机制应运而生。我国作为国际商贸重要参与者之一,为了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保障国家“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最高院自2018 年设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虽然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发展至今已取得重大成效,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管辖权规定过于限缩、裁判缺乏执行力、缺乏上诉救济途径以及律师代理及准入制度过于严苛等弊端。对此应当通过适当放宽国际商事纠纷案件之管辖范围、增强国际商事纠纷裁判的域外认可度和执行效力、设立和完善国际商事法庭的上诉救济程序以及适当放宽和完善外籍律师代理及准入制度予以针对性的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法释[2023]14号)

根据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相关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如下修改:一、将第二条第一项修改为:“(一)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且标的额为人民币3亿元以上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

我国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完善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是我国涉外法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法理意旨、规范制度和体系协调上存在不足,没有充分实现功效衔接、发挥制度合力。为回应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的实践发展需求,我国应当遵循系统观念对其进行完善:从内涵上阐明“涉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重要概念;从规范上填补现有诉讼、仲裁、调解制度在面对新问题时的功能缺失;从体系上对不同解纷方式间分流、衔接、结合的适用路径进行具体引导,从而系统优化我国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运行。

国际商事快速仲裁规则的检视与完善——以仲裁裁决执行风险的诱因为视角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快速仲裁因其简便、高效、经济的优势,而在近年来获得广泛运用。但其采取的缩短时限、限制步骤、独任仲裁员、减免理由等程序简化方法,可能成为裁决执行风险的诱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2021年7月出台的《快速仲裁规则》,虽较好解决了以往快速仲裁实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仲裁机构裁量权之间的规制协调上仍有空白及不完备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快速仲裁中,应明确快速仲裁退出情形下的规则适用;为规避仲裁裁决执行风险,可对仲裁庭时限调整裁量权的未尽情形进行补充说明;除非当事人在最后一次陈述之前要求详细的仲裁裁决理由,仲裁庭在裁决中说明的理由原则上为简略理由,并运用简略裁决的具体形式作出相应裁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