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意义上的习惯与习惯法合一论——以商事习惯与商事习惯法为视角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条规定的作为法源之一的“习惯”,究竟是习惯法还是作为事实的习惯,长期以来学界各执一词,由于事关司法裁决依据之确定,意义重大,需展开讨论。在商事法领域中,借助商事习惯与商事习惯法的关系厘定,更有利于看清习惯与习惯法的异同。从法律渊源概念的视角,可得出“商事习惯法”不存在的结论,借助商事惯例“二阶性”的分析,可看出商事惯例因具有规范品格而难以从商事习惯中分离。商事习惯与商事惯例、商事习惯法的双重合一论,为习惯的法源性地位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并有助于统一商事习惯在司法中的法律适用。法源意义上的习惯与习惯法合一论解读,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条“习惯”一词在法教义学上的精确解读。

华洋商事纠纷与晚清商事习惯法嬗变

晚清时期,由于西商东渐,华洋商事纠纷因之迭起,而由此导致的中西方商事习惯法冲突也日益凸显。因为各种原因,在中西方司法机构裁决华洋商事纠纷的过程中,西方的商事习惯法在无形中取得了某种适用的"优越性"。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因之倍受冲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嬗递。而这一切又在一定意义上彰显着中国近代商事法律在早期形塑过程中的一种独特趋向。

晚清商业行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参预:一个商事习惯法的视角

中国传统商业行会作为晚清重要的商人组织,在排解华洋商事纠纷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时商业行会一方面积极预防和调处华洋商事纠纷,并在华洋商事诉讼中极力维护行内华商权益;另一方面为谋求纠纷之妥善解决,亦频频倡导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这种以不合作形式存在的联合抵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成为商业行会主导的华洋商事纠纷另类解决模式。综观商业行会参与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其实际上是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在晚清中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承袭和延伸。

美国商事习惯法法源地位及其立法方式研究——以美国《统一商法典》和《特拉华州公司法》为主要分析范例

美国商事立法对于商事习惯法法源地位除了予以明确承认外,主要是通过模糊的标准性条款赋予其默示的法源地位。商事习惯法获得法源地位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尊重商人意思自治是其主观理论基础,尊重商人行为模式是其客观理论基础,尊重商人逐利本性是其经济理论基础,完备的法院和律师系统是其制度保障基础。构建适应我国国情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商事法治,必须以科学的方式确认商事习惯法的法源地位及层次。

民商事习惯法研究范围的再认识

在习惯法研究中,如果采用当代国家法中通用的法律体系作为区分部门法研究的标准,极可能导致既不能很好地把握我国习惯法固有的基本精神内核,又使得民商事习惯法的范围过于僵化,难以达成研究目的。立足于当下民商事习惯法特定的生存背景,结合民商事习惯法的"内在理路",探求民商事习惯法的内在精神,从其固有的社会文化价值和实证的解决纠纷过程及效果出发,对民商事习惯法的范围进行再认识,是应取的科学态度。

论西藏自治区藏族民商事习惯法司法适用方式

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西藏自治区藏族民商事习惯法在节约国家司法资源的同时,也解决了大量国家制定法难以解决的纠纷,克服了制定法的局限。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法治社会是国家最终目标,但也应正视当下存在的问题并解决问题,应重视国家法与西藏自治区藏族民商事习惯法的互动,在肯定藏族民商事习惯法对国家法的补充及完善作用的同时,应理性看待习惯法,取精华弃糟粕,与国家法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发展。

山西票号商事习惯法的兴衰——以熟人社会为视角

山西票号是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民间金融。山西票号商事习惯法是规制票号商事活动"无形"的强制性规范,是我国古代最为典型的商事习惯法之一。本文以熟人社会为视角来透视山西票号商事习惯法兴衰的过程,探求山西票号商事习惯法的形成背景、渊源、实施保障和失效原因。山西票号习惯法失效的原因主要是市场的扩大、政治变革和熟人社会的瓦解,最后在总结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民间金融现状的启示。

近代苗疆商事习惯法研究——基于湘鄂渝黔边区集市贸易的考察

在清末民初"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下,苗疆近代集市贸易获得迅速发展的历史机遇,这是近代苗疆商事习惯法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主要包括集市管理及交易惯例、山货贸易习惯法、盐业贸易习惯法、木材贸易习惯法诸方面内容。苗疆商事习惯法在近代所呈现的特征主要有:主体的多元性、客体的乡土性、内容的互惠性、文化的融合性和制度的封闭性,它发挥着催生商品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维持市场秩序、制约商业行为和排解商业纠纷等制度功能。

市民社会中的自发秩序——中世纪商事习惯法形成的文化解释

现代商法是由欧洲中世纪的商事习惯法演进发展而来的,在11—17世纪的欧洲,中世纪的商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创造了一系列习惯与惯例,用以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商事关系,这些习惯和惯例统称为中世纪商事习惯法,又称商人法。本文主要以法律的文化解释为方法,考察中世纪商人法形成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分析在当时的语境下商人法的创制主体即商人群体所具有的价值偏好与文化认同,剖析商事习惯法演变和形成的过程。

文化传统对商事习惯法之影响论析

传统中国虽无近代体系上的商法,但有着较为丰富的商事习惯法,而其特点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的"诚信""守礼"观念影响了商人经济伦理,儒家血缘文化和亲情伦理使得商业行会的地缘化和血缘化突出,自治性不如西方行会。儒家的无讼、调解文化则使得商业纠纷的解决倾向于熟人调处的方式。道教文化的神灵崇拜强化了商人诚信伦理,商业行规的订立与公示、违规惩罚往往也依托道教神灵进行。相比于中国,西方商事行业团体的民主性和宗教性较为突出,家族伦理较为淡化,更注重纯经济利益和行业自治,注重理性裁判而非私人调解,这些都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特点。当代中国尚未明确规定商事习惯法的直接法源地位,就现实来看无法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应加以完善,并从西方文化和商事习惯法传统中获得借鉴。

从二元界分视角探究法源条款中商事习惯的应有之义

“事实习惯不等同于习惯法”是引发本文问题之嚆矢,从事实(商事)习惯与(商事)习惯法二元界分视角进行解读,将得出两种对于“商事习惯”的意解,继而导致商事习惯在司法适用中的定位分歧,即该多元义理触发了商事习惯的法律适用问题。《民法典》第10条作为我国的法源条款,是习惯参与法律适用的初始条款,其义理解读对于商事习惯的法律适用具有指导意义。基于法源属性、比较视角、条款规则分析、作用对象确认,此处习惯具有法之确信,故应取“习惯法”之义。在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下,第10条中习惯范畴应包含民事习惯与商事习惯双重内涵,法源条款中商事习惯义理应为在适用主体、主观目的、客观行为、适用领域方面与民事习惯形成差异的商事习惯法。

洪江商事习惯法价值简论

湖南洪江千年古商城,有悠久的商业和文化历史,明清时期尤其兴盛,其商事习惯法内容十分丰富,具有清代商事习惯法典范意义。本文根据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对其价值做了初步探讨。洪江商事习惯法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商事习惯法作为中华法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洪江商人创制立规折射出传统商事习惯法的"法治"精神,从而彰显出它的法律价值及其文化意义。

船舶优先权源流考

确定船舶优先权的最初形态以及最终促成现代船舶优先权制度形成的影响因素一直都是棘手的问题。结合历史分析和法理分析方法,讨论了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下船舶优先权制度的沿革以及关于船舶优先权性质的不同观点,介绍了船舶优先权国际公约的沿革,以揭示船舶优先权制度的真实发展过程,并对现代船舶优先权制度的建立形成全面客观的认识。

晚清中国商业行会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基于经济和法律的视角

晚清时期,在中西商贸领域,频频出现由华商商业行会倡导的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该种抵制活动,通常源于洋商破坏商事惯例及交易则例、赖欠货款、欺行霸市等损坏华商利益的行为,有时也因华洋商人分割市场、侵夺商利的市场竞争而起。它其实是一种扩大化的华洋商事纠纷形态,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也成为华洋商事纠纷的一种独特解决路径。而其在中西商务交往过程中的实践和运作,从经济层面来看,是当时中国被强行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华洋市场仇恨的一种表征;从法律层面来看,则是中国商人藉本土商事习惯法与洋商进行斗争的一种自救行为。

明清商人团体习惯法的表达与实践

以明清景德镇商事习惯法为例,分析传统商事习惯法的形成机制,理论、理说、理劝,以及集体联合行动等方式构成传统商事习惯法的内在规制力。中国传统商事领域中相关规范多表现为以商人团体习惯法形式存在的行规,并且在明清法律体系中处于从属性地位。其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融通的关系。传统商人团体习惯法表现出地位的从属性、规范的非实在性、效力的不确定性、运作的自在性等特点。

清代安康地区河运习惯法碑刻资料解读

清代安康地区河上运输非常繁忙 ,对安康地区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发展贡献极大。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 ,河上运输的风险大 ,事故与纠纷频繁 ,于是安康地区河运习惯法应运而生 ,填补了国家制定法的不足。从已发掘的碑版资料来看 ,安康的河运法不仅包含有调整河运纠纷的具体规定 ,且体现出现代商事法及其特别法海商法的一些主要的原则和精神 ,颇有值得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