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试点

“一带一路”商事争端类型多样、纠纷主体复杂,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范和商业习惯,仅依靠传统的司法纠纷解决方式已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国家间跨境投资、贸易、金融、项目工程等多元需求。随着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机构加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纷平台建设,国际商事争端多元解决机制已从顶层设计、理论研究过渡到实践层面的新阶段,但仍存在国际商事法庭功能不足、境外仲裁机构准入不明以及商事调解执行双轨制差异等障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均明确要加强粤港澳司法交流与协作,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联动香港地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因此,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构建需充分利用港澳与内地签署的司法合作安排制度红利以及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国际化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先行先试,突破现有体制障碍。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优化国际商事法庭规则,创新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准入制度,测试商事保留和临时仲裁制度,借鉴最新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经验,加强跨境商事调解机制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建设,对接国际规则,提高我国主导“一带一路”商事争端解决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调解机制研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与生效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提供解决路径,弥补了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调解机制的不足。“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适用调解机制更符合商事争端重视谈判调解、避免审判裁决的惯常思路,并且使调解发展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重要机制成为可能。《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调解机制具有成本低、灵活、可自动执行等特点,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所具有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征,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更加有利的法治氛围。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者,应尽快构建国内的配套机制,推动中国商事调解的立法,特别是对“自动执行”《公约》下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配套机制、救济的配套机制和对拒绝准予救济机制的落实。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为经贸往来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企业积极参与跨境经济贸易往来,随着合作领域走深走实,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经济纠纷。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以下简称争端解决组织)就是一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国际组织。争端解决组织现有会员单位51个,涵盖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等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和高校等,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强大的后盾支撑和专业法律服务。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队伍建设与机构完善——基于域外经验

国际商事法庭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内专门处理国际商事纠纷的常设审判机构,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是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对标,它的制度和经验对于现代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和发展颇有可取之处。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引入"外籍法官"打造国际化争端解决队伍,引入退休法官打造专业化争端解决队伍,引入对接机制打造整体化争端解决机制,为投资者提供一个有效的商事争端解决模式。因此,可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目标,借鉴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经验,提升我国国际商事法庭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突破专家委员会职能制度,完善审判配套管理的机构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意思自治”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是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原则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中体现为三个方面:当事人可自主决定适用一般国际私法和双边条约解决平等商事主体间的争端;当事人还可合理选择和适用"一带一路"投资条约中的"岔路口条款";当事人可自主选择替代性争端解决方法。对此,中国投资者首先要明确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中"意思自治"的法律意义,并在此基础上积极适用意思自治条款,理性选择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

建设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

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已成为新时代赋予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新内涵之一。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打造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争议解决中心中,北京需参与其中并当好国内主要城市引领者,争取利用政策条件以及“涉外仲裁与审判”等优势,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是一项渐进的系统工程,要制定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方案,采取“近远期、两步走”的方式予以前瞻谋划部署。

商事争端的法律与非法律途径的选择

在经济现代化的今天,伴随着商事活动的日益增加,相应产生的商事争端问题地开始慢慢凸显。本文主要介绍了中国商主体对于经济交往中产生的商事争端采取的两种主要解决途径,即法律途径和非法律途径。这两种途径因其各自具备的特点使商主体做出相应的选择。

商事争端的调解(节译下)

调解员要极谨慎地保守秘密。对调解的损害,首推泄密。 调解员决非旁观者,他的任务是说服双方当事人作出让达成和解,调解员必须帮助当事人找到解决的途径。 和解的责任 调解员无法确定和解是否公平。通常,只要双方接受,调解员就会接受。 恰逢当事人不熟悉谈判的程序,谈判的能力又不均等时,此乃头等大事。然而,商事纠纷和保险索赔,双方很可能由老练的律师代表,不均等的谈判能力极少成为问题。

商事争端的调解(节译上)

本文阐述调解国际商事争端的运作 ,促进争议双方和解的基本方法、技巧 ,商人及其代理律师如何与调解员配合 ;论述了谈判中能力的构成 ,策略和制定 ,事前的准备 ,做到知己知彼等问题 ;论证调解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如何与当事人协商 ,给谈判注入活力 ,推动协商的进程 ;介绍AAA在培训调解员、提供调解服务方面的工作 ;提及中立调解员的操守 ;谈及解决争端的过程具有教育的功能等等 ;

2020中国仲裁高峰论坛举办 后疫情时代 商事争端解决亟需合作创新

9月22日,2020中国仲裁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共同主办。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应邀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主持论坛开幕式。

论“一带一路”商事争端调解机制的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法律文化制度也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和沿线国家进行商事合作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端问题。相比较诉讼和仲裁等传统的涉外民商事、投资争议解决机制,通过调解解决糾纷可以在有效处理争端问题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维持争端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故其具有前两者争端解决机制无法比拟的优势。

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意见》要求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依法妥善化解“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商事争端，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延边东北亚区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的司法实践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促进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依法妥善化解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国际商事争端,2021年11月23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延边州司法局及延边州仲裁委建立延边东北亚区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商事争端多元化解机制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流行的特殊形势下,中国贸促会继续举办2020年国际调解高峰论坛,与国际社会共同探讨国际商事调解交流合作新路径,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营造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很有现实意义。自2016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在北京、杭州、长沙、重庆成功举办了四届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已成为国际商事调解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与会嘉宾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就加强国际商事调解领域交流合作、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商事争端多元化解机制深入交流。

我国国际商事争端多元解决机制:创新、影响与展望

随着国际商事纠纷日益复杂和增多,为公正高效、专业法治地解决商事纠纷,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纯粹从制度上改变传统的诉讼解决争议的机制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因而,在原有的调解、仲裁、诉讼机制的基础上完善健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需求应运而生。我国国际商事争端多元解决机制的创新举措层出不穷:诉讼体现在"一站式"的国际商事争端诉讼解决机制;仲裁体现在临时仲裁、临时措施和谈判促进机制方面的创新;调解则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的建立。上述创新举措对国内外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制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和影响,就国内而言: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便利纠纷解决,高效解决纠纷有利于保障法治营商环境;就国际而言: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推进提供了保障、创新了国际争端解决的新方式、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方面的话语权。因此,构建既符合我国需求又适应国际规则的国际商事争端多元解决机制,应当着重注意始终坚守法治原则的底线,同时加强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保障。

澜湄合作中的国际商事仲裁合作研究

从澜湄国际商事仲裁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出发,分析了合作对澜湄次区域经济与法律发展的法律价值所在,通过对亚洲地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如新加坡以及中国部分仲裁院建设经验的借鉴,确定了合作的三项基本原则,并对澜湄国际商事仲裁合作中心的宗旨、定位、机构设置做了初步设想。

商事仲裁业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预测分析——以青岛市为例

伴随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商事争端凸显,仲裁业发展是适应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必然。采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分析商事仲裁业对经济的影响,以青岛市调研数据为例,将仲裁与目前青岛解决争端的主要方式诉讼进行对比分析,依据灰色预测与决策理论,对仲裁业务量及其收益、法院受理的商事案件量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市场主体放弃诉讼选择仲裁将直接促进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定性分析商事仲裁业发展对社会、城市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借鉴库兹涅茨曲线解读国际商事仲裁业的发展趋势。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创新实践与现实意义

良好的国际法治环境是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的保障,也是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建设顺利推进的必要前提。中国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打造诉讼、调解、仲裁有效对接的"一站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国际商事争端提供了更加高效、快捷、低成本的解决途径;同时,提升了我国在区域以及国际争端解决新规则制定中话语权,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