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发展困境及对策

数字发展促使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形式多样,提高了争端解决的效率,实现了具体争端解决步骤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容易引发国际商事领域新型争端,但总体上促进了国际商事实体规则向前发展。数字化时代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发展困境是协商谈判的阻碍因子增多,数字基础设施不健全、不均衡限制争端解决的发展,数字公正的问题以及新兴领域争端解决实体规则滞后。对此,可以提高对争议解决数字产品的熟悉度和使用率、促进数字技术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融合、完善程序规则、加强数字公平、完善实体规则。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之建构

"一带一路"建设所覆盖的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解决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民商事争议不能仅靠我国自身提高涉外司法水平、提高涉外仲裁质量的方式实现。现有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对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而言,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我国应当有针对性地积极发起和倡议建设新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采取双边和多边协定并行的方式,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就民商事司法协助达成普遍性的协议;推动联合仲裁和建设沿线国家间的国际仲裁机构;推动采用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实现联合调解和国际调解中心调解的法律执行力。通过多层次的系统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也以此作为我国贡献给世界的公共产品,为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ADR制度对完善我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式的启示

ADR制度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之后因其具有快捷、低成本、减少对抗、保密等特点盛行于世界许多国家。ADR的主要模式为协商、调解、仲裁、小型审判、早期中立评价、简易陪审团审判。建立多元的、赋予当事人更多选择权的多种民商事争议解决制度。

广西建立中国-东盟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初步探析

文章提出了广西建立中国-东盟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些原则,进一步提出广西建立中国-东盟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培育国际商事仲裁市场,提升广西在中国-东盟商事仲裁方面的影响力;举办以中国-东盟商事争议解决为主题的论坛,为广西创建中国-东盟商事争议解决中心造势;积极开拓,探索以联合仲裁中心为方式跨越法律政策障碍;采用市场化手段,在南宁设立中国-东盟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加强仲裁培训,强化人才储备建设。

试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中当事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是受案法院和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法律体系下相互左右的结果。争议解决过程中当事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争议案件的各环节及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有关争议案件性质及诉因的识别、管辖权的确定、准据法的指引以及外国法的查明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当事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广西建立中国-东盟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优势分析

东盟已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则连续10年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长,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商事纠纷越来越多,建立中国-东盟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变得越来越迫切。文章分析了广西建立中国-东盟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优势,为广西建立中国-东盟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研究——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法律制度联系为出发点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至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相关活动进行中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数量较多的民商事争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推进与发展,此类矛盾数量将日益增加。我国作为倡议发起国,参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制定国,预计加入该公约。本文根据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等综合分析,提出更加适用的围绕调解这一手段展开的争端解决方案,对于加入《新加坡公约》继续予以考量,这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友好往来,且能为国际社会的类同民商事争议得道更好地解决提供路径和参考。

解决中俄商事争议途径的几点思考

中俄边境贸易纠纷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既有商家交易不规范的行为因素 ,也有政府间政策性的因素 ,因此十分复杂和特殊。尽管两国司法界、仲裁界、行政部门进行过不断的努力 ,但收效甚微。这充分反映出中俄贸易纠纷单靠一种方式或传统的政府干预途径难以得到彻底解决。拓展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之路 ,以调解、仲裁有机结合为契入手段 ,以双边国际仲裁机构为操作平台 ,这种机制化的举措 ,不失为解决中俄两国商事争议复杂问题的有效选择。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议调解机制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商事交易日益密切,相关国际商事争议显现出逐渐增多趋势。由于沿线国家法律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在复杂法律背景下解决国际商事争端成为一个难题。文章认为,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出发,结合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成功经验,建立一个专门处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议的调解机制,即包括调解中心的设立、调解员的构成、调解前置程序、调解的执行等制度构建是法治社会的必然性要求。

论调解制度在“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中的运用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不断发展,在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会暴露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不同国家间发生的商事争议,对于这一争议的解决方式成为了讨论的关键。而具有东方特色的调解制度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调解制度的完善可以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

中国国际商事争议预防机制的构建

国际商事争议预防是指在国际商事争议被立案或进入诉讼、仲裁的实体审理前,采取丰富争议调解模式、引入中立评估机制、创设谈判促进程序等手段消弭争议的机制。中国正致力于矛盾争议的源头化解,对于国际商事争议的管理从被动干预延伸到主动预防。然而,中国国际商事争议预防机制的构建仍面临理解较为狭隘、顶层设计不足、在线争议预防平台一体化建设不足的现实障碍。对此,未来中国构建国际商事争议预防机制可采取的措施有:促进争议预防与解决的高效衔接,增加国际商事争议预防相关法律依据,以及优化在线争议预防平台。

陶凯元委员提案建议 加快新形势下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建设

回首过去,无愧担当使命;展望未来,谱写新的篇章。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全国法院系统的代表委员们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和人民的托,围绕司法、生态等多个领域,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建设到加强公益诉讼制度建设,从构建秦岭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到建立一体化救助体系,纷纷献计献策。

国际商事争议中禁止仲裁令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商事活动争议的增多,平行诉讼时有发生,由此衍生出了许多司法禁令,针对国际商事仲裁,产生了禁止仲裁令制度。我国对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关注相对较少,应对禁止仲裁令的制度捉襟见肘,立法和实践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借鉴国际成熟的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禁止仲裁令制度十分必要。我国建立禁止仲裁令制度应当遵循尊重国际法原则,对法院签发禁止仲裁令的实质条件与法律程序作出规定,逐渐形成以《民事诉讼法》为基础,其他法律部门相互配合,国际法与国内法有机协调的禁止仲裁令制度体系。

商事调解市场化背景下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现状及优化策略探讨

商事争议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常见的一种争议行为,对于商事争议问题解决分析而言,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引进是保障整个商事调解的关键性因素之一.通过对我国当前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应用现状分析来看,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构建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对此则应该及时地转变商事争议调解方式,做好商事调解争议解决的优化策略运用,从而为商事争议解决提供帮助,提升商事调解市场化背景下的商事争议解决能力.鉴于此,本文探讨了商事调解市场化背景下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现状及优化策略,意在明确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应用现状,对其存在的问题、市场供求关系以及优化策略进行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商事争端多元解决机制:创新、影响与展望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性,大湾区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是三地协同制度创新、规则衔接及机制对接,其中商事领域是重要突破口。而且随着大湾区三地商事往来日益频繁,跨境商事纠纷在所难免,粤港澳大湾区一直创新高效多元化地解决商事争端,努力打造跨境商事规则衔接先行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法治化营商环境示范地;同时推进粤港澳三地联动共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顺应“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枢纽的需求。

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扩展趋势之探析——兼评我国有关规定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商事争议愈益增多,各国对仲裁支持的力度也在加大,因此各国有关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事项的限制日益减少,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正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与此扩展趋势相适应,我国国际商事争议的可仲裁范围亦日趋宽泛,但有关法律规定与此尚欠衔接,故应从立法技术和内容方面加以修改和完善。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

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当事人之间已经产生大量民商事争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继续推进,此类争议会日益增多。然而,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间现有的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诉讼解决方面双边途径还不畅通,多边机制尚不健全,沿线国家国内法律制度复杂多样,不便于当事人了解。在现有体制下,中国应鼓励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此类争议,并逐步通过完善国内涉外民商事争议解决制度、推动与沿线国家签订更多双边条约、以及主动提议创建多边机制的方式,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广西创建中国—东盟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必要性分析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商事争议呈现不断扩大之势,为保证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的健康发展,有必要设立专门解决中国与东盟之间商事争议的机构。文章对广西设立中国-东盟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这些必要性包括: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日益增多,贸易摩擦频现的需要;适应新形势,完成中央赋予广西新定位新使命的需要;提升南宁作为中国-东盟中心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及影响力的需要。

美国商事争议中仲裁员道德准则（2004年3月1日生效）

《商事争议中仲裁员道德准则》最初由美国仲裁协会的特别委员会与美国律师协会的特别委员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于1977年起草完成。2003年美国律师协会特别工作组和美国仲裁协会特别委员会重新予以修订。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协议管辖是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的重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明确了国际商事法庭的协议管辖条件,但该规定尚未明确界定商事性的范围,实际联系要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单一且排他性效力规定不清。为保证更多当事人选择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争议,建议对争议的国际性做扩大解释,明确商事性判断标准,适当扩大实际联系要素的范围,放宽协议管辖具体形式和明确协议之排他效力,以适应现代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