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加坡公约》商事保留条款与中国的对策

《新加坡公约》的落地是多元化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又一个里程碑。该公约第8条中的商事保留条款,着眼于争议主体的商事性,也称"公共机构保留"。由于工作组借鉴和延续了《纽约公约》中公共机构适用问题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新加坡公约》商事保留条款和适用范围在文义上的瑕疵,需要利用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澄清该保留的真实含义。《新加坡公约》可以适用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声明商事保留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并不一致,放弃商事保留更符合我国国家利益。我国不妨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放弃商事保留,同时保持清醒,尽量完善必要的制度衔接,为公约在我国的正式生效做好充分准备。

《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内容与实践

本文通过对《1958年纽约公约》的内容及其在我国的具体实践论述,为完善我国的仲裁立法,维护我国当事人在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各种权益,作了尝试性的探讨。

国际商事法庭承认与执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问题探析

作为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条约争端的有效方式,国际投资仲裁的拘束力取决于仲裁庭所作裁决得到国内法院的承认与执行。相比之下,《华盛顿公约》第54条确立了ICSID裁决的自动承认与执行机制,而对于ICSID以外的国际投资仲裁裁决,中国尚存在法律漏洞,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中国法院适用《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非ICSID投资仲裁裁决具有可行性,可节约立法成本,但必须首先通过立法机制对"商事保留"进行合理的解释。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是中国司法立足全球、对标国际、放眼未来的涉外商事审判创新机制,由国际商事法庭承认并执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既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求相契合,又有助于提升中国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

解释和适用《纽约公约》的国际标准

文章通过《纽约公约》条文解读和各国法院典型案例解析,澄清了《纽约公约》适用中遇到的互惠保留、商事保留、双重许可、公约适用与当事人国籍的关系、互为被诉人的平行仲裁裁决、仲裁协议不能实行、仲裁员的国籍与公共政策等疑难问题和特殊问题,揭示了解释和适用《纽约公约》的正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