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事公断制度的有限性

1912年始由于司法独立原则的确定,加之晚清以来保商、振商思潮的影响,仿照德日的商事仲裁制度,商事公断制度因时而设。随着《商事公断章程》及《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的颁布与实施,商事公断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商事公断处自设立之始,立于仲裁地位,秉着调处息讼的原则,在理处商事纠纷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公断处设置数量少、与商会理案权界限不清、没有被赋予最终裁判权等原因导致公断制度发挥的作用有限。通过探究该制度的有限性,进一步讨论移植借鉴时外来制度与本土现实间的互动关系。

民国初年商事调解机制评析——以《商事公断章程》为例

民国初年,各商会组织在原有的商事评议处、理案处等基础上,统一设置商事公断处,作为商事纠纷调解的重要机构。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商事公断章程》,作为商事公断的基本规则,在调解商事纠纷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当时对于这一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定位,来自司法界和商会内部的意见实际上并不尽相同,近代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历史经验,对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多元的经济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借鉴和范例。

从商事公断处看民初苏州的社会变迁

本文以民初苏州商会附设商事公断处为个案 ,从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的角度研究了民初苏州的社会变迁 ,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民初苏州社会经济之变迁、商人团体组织之关系及新兴阶层——律师在商事纠纷中的角色。笔者认为在研究社会变迁中应当摆脱“传统与近代(现代 )”模式的线形思维误区 ,充分注重社会变迁的历史性与复杂性。

法理与习惯支配下的民间破产程序——以民初商事公断处处理破产案件为例

商事公断处是民初附设于商会的仲裁机构。现有的资料显示京师、上海、苏州等商事公断处处理了大量的民事案件，其中一部分是破产案件。在民初破产法缺失的情况下，商事公断处实行了“以昭平允”原则下的均分破产财产制与抵押权优先有限受偿制、“抵消债款全额”的破产免责制度，并运用了诸如京师的铺底权、房租的加倍或加成补偿和优先受偿、洋债先偿等诸多商业惯例，显示民初法理与习惯支配下的民间破产程序的特点。通过对商事公断处处理破产案件的研究，我们既看到了西法东渐的过程中，西方法律制度的强行植入对中国商人的影响，也感受到了以个案公平、情理结合原则为指导的本土习惯法的优势。一些破产案例的处理过程即使对今天的司法实践仍然具有很深刻的指导意义。

试析民初商事公断的法律性质——基于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视角

ADR概念来源于美国,原是对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称谓,具有代替性、选择性的特点以及纠纷解决的基本功能。民国初期的商事公断集现代和传统于一身,兼具仲裁和调解的性质特点,任何一种单一的法律性质界定都显得单薄,不能涵盖其全部,而它的这种新旧杂糅的特点都可以纳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模糊"概念之中。

民初破产法缺失下的民间破产案件处理——以上海商事公断处处理大有机器榨油有限公司破产案为例

1907年《大清破产律》废止以后,清末民初破产案件的审理,是一种"根据商业习惯、间或参照破产律的法理的不完全的破产制度",上海商事公断处作为民初的民间仲裁机构,其处理的上海大有机器榨油公司破产案,反映了民初破产法缺失下民间破产案件的处理程序及习惯和法理结合的"不完全的破产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近代破产案例。

民初云南总商会商事公断处初探

对商业纠纷的调处古已有之。除了官方的权威性审判，还包括商人自有的团体组织——行会，它“是商业活动的仲裁机构，它扮演着执行自己制定的商业条规的角色，从而使商业争讼受到严格的限制。”各地商会成立后无不把调处工商争议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地处边疆的云南总商会，同样在当地的涉商纠纷调处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民初荣县商事公断的制度与践行:兼与苏沪等都会区比较

民国初期,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事纠纷增加,顺应商人的要求,商事公断处应运而生。商事公断处的建立在苏州、上海等地取得了较好成效,但透过对民初荣县商事公断的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甚发达的内陆基层地区,商事公断存在着一些现象,如声请受案范围不合规范、一事断后再声请、公断具体过程不明等,此类现象的发生使得民初商事公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

民国时期贵阳商会商事公断处商事调解机制研究

1904年商会这一具有现代性组织出现以后对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其创办以来便已兼具调解商事纠纷的职能,商事公断处就是其专职解决商事纠纷的重要组成部门。贵阳商事公断处处理的案例不仅有效,而且有其独特的一面。商事公断处与当时的官方司法组织是相互依存、相互依靠的关系,对公断处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公断处在商会组织运行中的中枢价值,而且还为现代法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蓝本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初商事公断处探析——以京师商事公断处为中心

民初,政府为规范商会理案行为,明令在商会下设商事公断处专司裁决商事纠纷,并取得良好社会效果,京师商事公断处就是其中之典型。近代中国商会是一个兼具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混合体,商事公断处也不例外。商事公断处新旧杂糅的特点,以及商事公断处理案的过程和效果,使得我们不能单一界定其法律性质为"仲裁"或"调解"。民初商事公断处的历史变迁,反映了近代商人群体法律观念的变化。作为近代中国商事裁判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事公断处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对国家自上而下进行司法变革的回应,更是国家司法改革在民间社会的一种实验。商事公断制度已经既不是"古代中国的"调解,也不是"近代西方的"商事审判,而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自然发展的一种结果。

清末商会商事公断的有效运行及其启示

20世纪初期,清廷为弥补官府司法不足而在《商会简明章程》中正式赋予商会以商事公断权。实践表明,商会商事公断成效斐然,广获官商两界深度认同,成为清末时期重要的商事纷争解决途径。商会公断的成功,一方面要归因于商会的自我功能定位、人力资源以及程序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当时地方官府的大力支持与配合。20世纪90年代,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商会再次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并在市场经济秩序构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背景下,特别是随着我国行业协会、商会自治能力的不断提升,商会或许再次焕发历史生机,成为重要的商事纠纷解决资源。

近代中国商会商事公断处职能研究的启示

本文介绍了近代商会商事公断处的职能和作用,相信会对构建完善的民间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等,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并为消除社会矛盾与混乱、构建和谐社会基础,提供可以借鉴的方法。

清末民初商事裁判组织的演变

商会自创办以来 ,处理商事纠纷就是其重要职能之一。清末民初以来针对商会的商事裁判权 ,官商之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法制化构想。商会主张成立商事裁判所等组织以实现自下而上的法制化 ,官方却欲改组商会原有理案组织为商事公断处以实现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法制化 。

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理论探微——以自贡盐业纠纷解决机制为例

在中国近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机制中,纠纷的当事人依据国家法和行业习惯法的契合,明确了行业纠纷解决中所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从中找出纠纷解决的合意。行业组织在一定范围之内充当了仲裁者的角色,是行业纠纷解决的主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通过国家的立法,保障了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程序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业纠纷解决由原来的注重实质正义向注重程序正义转变,提高了纠纷解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对当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借鉴。主要实例来自于四川自贡盐业的档案、文献,盐业纠纷的解决机制实际上在近代的中国呈现出一种解决方式多元化、行业组织与地方法院互相协作、配合和注重习惯法、解纷程序的特点,不失为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较为合理的一个蓝本。

论刘揆一的工商活动

刘揆一是袁世凯政府的第二任工商总长,任职一年(1912年8月2——1913年7月18日)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尤其在扶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方面,比张謇更为积极。因此,研究袁世凯政府的工商政策和民国经济史,不能不研究工商总长刘揆一的工商活动和作用。

商会与近代四川的民族资本

随着２０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日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全国各地商会的成立，是清廷不得不承认这支阶级队伍的事实存在的标志。四川１９０５年筹组成立重庆总商会，１９０８年又在成都组织成立了四川全省总商会。研究商会与辛亥...

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

商会这一现代性的商人组织在1904年出现以后,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产生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商事仲裁制度,是商会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无专职机构,到商会自设专职机构,再到依法设立专职机构的三个阶段,不仅使商事仲裁制度从自由化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使商会的商事仲裁效力和权威性逐渐提高,而且反映了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性变革。

论近代中国商会的商事仲裁功能

在“群情隔阂,势涣力微”的清朝末年产生的近代中国商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将商事仲裁作为其主要的职能之一。商事仲裁即商会对商人间的各类商事纠纷进行评议,做出裁决,以息讼和解、固结团体、保护工商的一种方法。 一、商事仲裁的缘起 商事仲裁的产生是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土壤。

清末民初商事仲裁制度的演进及其社会功能

本文从仲裁组织、仲裁原则、裁决的执行和仲裁范围四个方面对商事仲裁制度在清末民初的发展演变试作粗浅的勾勒 ,指出清末民初商事仲裁的一些作法已逐步定型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并认为商事仲裁不仅是保护商事主体合法权益和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而且还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和商事主体民主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