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视域下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功能承载与发展展望

当今世界经贸秩序正经历复杂深刻变化,有效解决国际商事纠纷已成为各国司法制度改革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关切,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设置专门化的国际商事法庭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视域下,国际商事法庭制度的功能定位应着眼于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回应性目的,以及形塑国际经贸治理结构的建构性目的,法庭因此呈现国际化与特色化的样貌。相较之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既有定位过分偏重回应性目的,运行制度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特色化成分未能充分彰显。为此,法庭应立足全球视野,树立“双重目的”,凸显制度的普惠主义色彩,致力于加强中国司法智慧的国际表达,以期为全球经贸治理贡献力量。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研究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以满足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需要。协议管辖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自然延伸,在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制度中至关重要。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制度设计相对保守,应立足司法实践并借鉴域外经验加以完善,推动国际商事法庭的专业化、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困境与改进策略

近年来,国际商事纠纷多样化解决机制不断发展,国际商事法庭及运行机制应运而生。我国作为国际商贸重要参与者之一,为了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保障国家“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最高院自2018 年设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虽然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发展至今已取得重大成效,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管辖权规定过于限缩、裁判缺乏执行力、缺乏上诉救济途径以及律师代理及准入制度过于严苛等弊端。对此应当通过适当放宽国际商事纠纷案件之管辖范围、增强国际商事纠纷裁判的域外认可度和执行效力、设立和完善国际商事法庭的上诉救济程序以及适当放宽和完善外籍律师代理及准入制度予以针对性的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法释[2023]14号)

根据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相关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如下修改:一、将第二条第一项修改为:“(一)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且标的额为人民币3亿元以上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

协议约定不明时国际商事法庭离岸管辖权探析

国际商事法庭是近年来各国涉外诉讼制度国际化、专业化和自由化发展的产物,是各国提升自己在法律服务领域竞争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手段。近代以来,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出现了离岸管辖制度。我国国际商事法庭顺应时代潮流以新《民事诉讼法》277条的形式确立了该种管辖制度,提高了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化和自由化。但我国对于离岸管辖的实施方法、管辖法院等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此项制度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操作,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设立,以我国五个外国法查明中心为依托明确地域管辖。在级别管辖上,以地方性国际商事法庭管辖为原则,以确保当事人的上诉权。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在2018年设立了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以便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经过五年的建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建成了多平台的、创新的运行机制。这一机制设计有利于妥善解决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案件、维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一带一路”行稳致远。但从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运行实践来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还可做进一步的完善。具体而言,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可以通过修改或采纳相关支持性法律制度,如采用宽松的管辖权制度、实现诉讼和仲裁的有效衔接、采纳主权相对豁免制度等,以更好推动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工作。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协议管辖是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的重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明确了国际商事法庭的协议管辖条件,但该规定尚未明确界定商事性的范围,实际联系要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单一且排他性效力规定不清。为保证更多当事人选择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争议,建议对争议的国际性做扩大解释,明确商事性判断标准,适当扩大实际联系要素的范围,放宽协议管辖具体形式和明确协议之排他效力,以适应现代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需求。

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判决的域外承认与执行

伴随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应运而生。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所作出的有效判决,在制度框架内如何被别国承认与执行,直接决定着法庭的实际运作效果和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地位。为了解决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判决在非条约国家承认与执行的问题,增强判决的可执行性,拓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途径,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拓宽推定互惠,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最高法院订立合作谅解备忘录,借鉴DIFC法院判决转化为仲裁裁决的经验,积极探索“由法院管理的仲裁”方案。应多管齐下,通过传统与非传统解决方案相结合的方式助力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判决在其他国家的流通性和可执行性,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商事法庭诉讼与调解衔接机制的研究

为顺应国际潮流,我国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形成了“一站式”多元化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支持诉讼与仲裁、调解的衔接。争议处理的衔接机制是建设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环节。诉讼和调解具有各自的价值与功能,诉调衔接机制能够促进国际商事纠纷的有效解决。目前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诉调衔接规则存在着一些不足,建议可以从明确诉讼中调解的法律规定、健全司法审查、促进调解书的域外执行三个方面予以改善,推动诉调衔接机制有效运行。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思想指导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定方向,是预防与解决国际经贸争端的必要保障。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就是要加快涉外法治的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近年来,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成为我国涉外法治的热门话题,自2018年开始,我国致力于构建更为专业化、集中化的国际诉讼平台,从中央到地方启动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意在提升我国的国际司法公信力,树立大国司法威信。本文从我国建设国际商事法庭的视角切入,分析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应当如何贯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重要思想,完善国内法律制度填补相关空白,加强国际商事法庭规则国际化程度,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重要思想作为理论指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智慧落实到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实践中,才能真正在法治方面为我国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话语权,进一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

国际商事法庭是我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的组成部分,与仲裁机构、调解机构一起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法治保障。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国际商事法庭设立浪潮为我国从组织架构、运行机制、法律适用、判决执行等方面设计和运作国际商事法庭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现行制度框架内,于审级设置、专家委员会、外国法查明、境外证据材料、取证及质证方式、与调解和仲裁的衔接、信息化平台建设上进行了有限的革新,但在管辖权、法官任免、诉讼程序上仍保持与普通人民法院一致的实践。立足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整体定位,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成功运行的方向。

以国际商事法庭为核心的我国“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我国提出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国际商事法庭作为该机制的核心不仅要扩张其管辖,还需要对调解和仲裁提供司法支持和监督,并深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职能。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需要配套程序法的国际化,为此要引入国际化的商事调解,完善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也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并在多双边层面推动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和判决的跨境执行。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若干核心问题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对于公正高效解决商事争议,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管辖权的扩大是国际商事法庭的发展趋势,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可考虑将涉港澳台商事案件以及自贸区外商独资企业之间商事纠纷纳入管辖范围,同时放开对"实际联系"的要求;"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宜通过仲裁调解机构的选定实现争议解决的国际化和专业化,应重视调解的适用并确保各类文书的有效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作为中国创举,应充分发挥专家委员在争议解决中的作用,并关注专家委员的利益冲突问题;诉讼程序便利化改革则需权衡公正与效率、自治与法定、公开与私密等问题。

海南自由贸易港拟建国际商事法庭应重点聚焦国际化改革

实现调解、仲裁与诉讼三位一体的“融合化”,进而打造“一站式、多元化争端解决平台”,并非是实现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成功目标的终极捷径。不容否认,国际商事法庭的“融合化”是其有别于普通法庭的特色之一,但无论是“诉调对接”还是“诉仲对接”,它们仍还是流于表象层面的改革。弃表存真,能否赢得更多外国当事人的信任,更取决于法庭的实质性改革,即在管辖权、审理程序以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国际化。细予考察,域外成功的国际商事法庭多与自由贸易港息息相关。原因在于,其享有“境内关外”的特有法律地位,可将“司法主权让渡”的国际化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对于探寻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拟建国际商事法庭的新理念,无疑具有非凡的启示。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制度改革探析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自设立以来,因其国际视野和重要战略定位,得到各界高度关注。与国外同类机构一样,如何通过优化审判职能,完善审理机制,塑造成为国内外当事人解决纠纷的优先选择,是国际商事法庭必须认真对待的制度性问题。通过对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卡塔尔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等新兴国际商事法院(庭)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以下制度创新改革设想:一是完善管辖制度,现阶段可增加规定构成“实际联系”的情形,并探索构建离岸诉讼管辖规则。二是探索多元化法官制度,现阶段可探索聘请中国籍香港法官参与审判,下一步可考虑引入外籍法官,提升国际商事法庭的吸引力与竞争力。三是优化审级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案件的基础上,增设内部上诉机制,同时设置合理的上诉条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商事法庭中的运用

高水平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有助于一国国际商事法庭提升司法竞争力。各国国际商事法庭中意思自治的深度与广度存在很大差异。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中的意思自治非常有限。为了充分实现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功能,应适当优化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中的意思自治,选择对现有制度触动不大但对国际商事法庭优势发挥效果较大的领域先行推进意思自治。取消协议选择法院的实际联系限制,识别适宜强化意思自治的领域进行率先尝试,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优化路径。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构建初探

考察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背景和必要性,从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律地位、案件管辖范围、外国法的查明、审判人员的组成以及其他诉讼程序等方面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解析,并结合域外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经验,从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组建、国际商事法庭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融合以及诉讼融资制度的引入四个方面,提出完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运作的建议。

全球国际商事法庭的兴起与生态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国际商事法庭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涌现。国际商事法庭是为解决复杂跨境商事争端而设立在国内法院体系下的专门法庭。大多数国际商事法庭都具备类似的特点,比如有一套与国际仲裁相当的灵活的程序规则、多语种的法庭审理程序以及聘任海外法官或外国法律专家。本文聚焦这一全球现象,研究全球国际商事法庭的兴起与趋势,系统化比较不同类型的国际商事法庭,并重点强调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竞争与合作”生态,特别是国际商事法庭彼此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以及国际商事法庭和国际商事仲裁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本文认为,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竞争与合作”生态下,虽然对案件和外国诉讼当事人的竞争不可避免,但通过区域间合作和协调来充分考虑和利用不同国际商事法庭各自的优势和专长,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全球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经验,亦可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在全球的定位,提供启示和借鉴。

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引入国际法官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

建立国际商事法庭系我国因应"一带一路"倡议,主动为之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一个重大举措。然与既有的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不同,我国新成立的国际商事法庭并没引入国际法官,而是采取"本国法官+专家委员会"的模式。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纯由中国法官审判的不足,但专家委员的被动、辅助角色决定了这种弥补作用的有限性。是故,为了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我国法院在国际司法舞台上的审判影响力及司法竞争力,我国今后应有必要在时机成熟时通过专门的立法修正案,授权国际商事法庭可以突破法官的国籍限制,适当引入一批国际法官,以更好地对接和服务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日益增长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之所需。

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紧跟建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潮流,于2018年6月底建立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规定了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须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实际联系原则,标的额须在人民币3亿元以上,且当事人须选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国际商事法庭委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或者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