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留置权的立法重构

我国《民法典》关于商事留置权的规定较为笼统,应当自立法论对该制度作出完善规定,自解释论角度明确该制度的确切要求。以行为性质界定商事留置权主体,借助当然解释将有价证券纳入商事留置权标的物的范畴,以积极要件方式而非以消极要件方式规定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的要求,非基于法律行为而产生的债权不应当被排除在商事留置权之主债权之外,允许债权人在牵连关系内就第三人之物行使商事留置权且不再要求其主观为“善意”,允许债权人行使商事留置权时与应负担之义务,或与债权人债务人间之约定相抵触,坚持商事留置权的不可分性,赋予债务人在满足其提供的担保物价值足以替代留置物的前提下消灭商事留置权之形成权。

商事留置权纠纷中个体工商户主体属性认定检视

个体工商户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主体,但司法实践中其民商事主体属性并没有得到明确认定,典型争议为个体工商户能否解释为商事留置权制度中的“企业”。这一争议出现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将个体工商户规定在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一章当中。通过对个体工商户是否可以纳入商事留置权适用主体范围进行法理分析,可以发现“个体工商户”和“企业”在功能价值上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为解决这一争议,可以在立法上修正《民法典》商事留置权条款中的“企业”表述,司法上以目的解释方法明确个体工商户的商事主体属性。这既符合商事留置权的制度初衷,也符合个体工商户的营利性特征,对于个体工商户制度的未来走向具有积极意义。

论我国《物权法》上的商事留置权

我国《物权法》第231条规定了商事留置权制度,其成立要件在权利义务主体、债权的发生和动产的占有等方面与民事留置权相比有所不同。商事留置权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去法典化的时代,我国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例有其合理性,商事留置权制度较好地协调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例与商法的特殊需求,其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值得发扬。

比较法视角下的商事留置权制度

商事留置权制度滥觞于中世纪意大利商人团体的习惯法。由于不同的历史沿革和制度侧重,商事留置权与民事留置权在权利性质、适用主体范围和牵连关系上存在着较大差别。通过对典型国家和地区立法例的梳理和对比,本文试图总结出商事留置权制度的特殊性及其价值追求。对于我国而言,《物权法》第231条的但书规定被视为商事留置权制度的一般规则。虽然商事留置权制度的适用规则在我国还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但现有的规定依然呈现出了较强的开放性和商事适用性。

论商事留置权的特性与规则

本文在不同国家法律背景下,比较了商事留置权与民事留置权的差异,认为商事留置权的特性深受各国不同的法律体系结构影响,呈现不同的差异性。早期的立法,从成立要件到法律效力都有很大的差异性;晚近以来,成立要件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但效力差异正逐渐缩小。我国民商合一体系下,商事留置权的特性主要表现为商主体的限定、牵连关系的拟制等方面。立法应有针对性地规定不同于民事留置权的差异性规则。我国《物权法》所规定的企业间留置权,距离商事留置权还有一定差距。主体应扩大到双方商主体;牵连关系的拟制应设专门的条文规定。并提出了确立善意留置规则的构想。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的重构

商事留置权的特殊性突出表现为其对留置物与被担保债权间牵连关系的无因性立场,现行立法排除同一法律关系的限制,有违立法公平原则及整体效益原则。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我国应当编纂一部具有商事品格的民法典,并在兼顾商法效益优先理念、企业的营利性特征及商事立法技术适用的基础上,重构商事留置权的牵连关系。在制度设计的应然追求方面,民法典应当对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作必要限制,从而为其优先受偿效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在制度设计的实然路径方面,民法典宜将企业作为商事留置权的主体,继续与民事留置权共处于同一条款内,并对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进行正面界定。

我国民法典视野下商事留置权的评述与适用

商事留置权是留置权的特别规定,目前关于商事留置权的立法模式因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不同而不同。我国《民法典》关于商事留置权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我国商事留置权的规定过于简单,对主体与客体的范围限制过多,不利于商事活动的开展。商事留置权的主体应扩大到企业以外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等,其客体可以是动产和有价证券、船舶与航空器。基于商事活动的效益追求,商事留置权行使期的要求应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合意。虽然商事留置权的宗旨是保护债权,促进商事活动的高效运行,但是在法律有排除性规定,当事人有排除性约定,留置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时,商事留置权也应排除适用。

我国商事留置权的制度实践与完善进路

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决定了民法典的编纂必须兼顾商事规范的特殊性问题。目前商事留置权以但书形式规定于《物权法》留置权一章中,但现有规定未能完全体现商事留置权更加注重效率的制度特殊性,导致司法实践在商事留置权的制度构成认识上差异较大。未来应当以商事留置权的价值理念为基础,从主体、担保的债权类型、牵连关系、取得方式等方面对商事留置权加以完善。

不足与完善:评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

商事留置权在制度设计方面与民事留置权的区别缘于二者的制度初衷不同,前者旨在平衡采用"商事交互计算"的两个商主体间的集合性债权债务关系,其为了维护商主体间整体上的利益均衡而允许"债权"与"留置物"交互适用。基于这一特征,商事留置权的主体不应限于企业,也应当包括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商事主体;其客体既应包含"债务人所有的动产",也应包含"债务人仅占有的动产"。再则,《物权法》对于商事留置权的成立不要求任何牵连关系,有悖制度初衷,对此应予限制,将"债权"与"留置物"限定为必须基于营业关系而产生。

论《物权法》231条商事留置权的主体

我国《物权法》第231条的但书承认了商事留置权,但是关于商事留置权的主体限于"企业"。而根据比较法来看,商事留置权的主体为"商人",商人的范围较企业更广,至少还包括符合一定标准的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经营性事业单位等。

在司法实践中检讨中国的商事留置权

针对海事法院经常受理的港口货物仓储合同、打捞合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经常出现的债权人错误行使留置权的案件,对我国现行有效商事留置权相关法律进行体系研究,并对临近其他成文法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比较法研究,分析我国商事留置权法律制度构架之缺陷,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以期丰满该制度,使商事留置权之行使清晰明确。

商事留置权及其扩张适用研究

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现代化上市交易逐渐蓬勃发展,而商事留置权作为意大利团体的一种习惯法,主要是商事经营活动的一种产物,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如今,关于商事留置权扩张适应的研究越来越多,文章在对商事留置权扩张适用研究的同时,首先对商事留置权作了基本的概述,其次分析了法律视野下的商事留置权,最后探讨总结了商事留置权的扩张适用基本条件。

论我国商事留置权规定中的问题

我国立法对商事留置权的规定相当简单、抽象,在规定商事留置权的主体、客体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方面存在着种种问题:商事留置权的主体不仅包括企业,还应包括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从事部分经营活动的单位;商事留置权的客体不仅包括动产,还应包括不动产;商事留置权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浅谈商事留置权的法律构造

商事留置权,是对商业交易"作出实质性反应"的一种规则,一种控制措施。作为物权法规制在商法上的表现的特殊制度,它需要以民法基本概念、物权基本制度为根基,但又具有其鲜明的商事特征。因民商合一的体例安排,这种特殊性并未在法律上得以凸显,反而有被淹没的趋势。文章着重分析商事留置权的特殊问题,并以比较法之视野探究我国关于这一制度构建上的不足。

试论我国商事留置权的若干基本问题

我国《物权法》第231条但书规定的"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一般被认为是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商事留置权。由于该规定过于简陋,应通过法解释学方法填补规范漏洞。首先,应把"企业"概念与"商人"概念作同等解释,以扩大商事留置权的主体范围,将个体工商户纳入调整范畴;其次,承认"债务人的动产"不必限于债务人所有,在债权人占有第三人动产上亦可成立商事留置权,而且应肯定商事留置权的牵连性,法律应明确基于"商行为"占有的动产也在调整范围内;最后,为切实维护商人信用、遵守物权法公示公信原则、维护商事交易安全及效率,商事留置权应适用善意取得。

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的实证研究

民事留置权与商事留置权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要求“牵连性”。前者要求必须具备“牵连性”,后者则对“牵连性”豁免。据此,我国现有规范体系内对留置权的规定可分为民事留置权的一般规定、商事留置权的一般规定和民事留置权的特别规定三类。商事留置权规定过于简单,司法适用在解释上存在反复和分歧。在构成要件上,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形成原因应不限于商事行为,商事留置权的主体应包括个体工商户,占有取得留置物的原因应限制在因商事交易而取得占有,留置物的权属应仅限于债务人所有的动产。

论商事留置权的牵连性——以与民事留置权的差异为视角

《物权法》231条所规定的"同一法律关系"在解释上应视为"牵连性"。商事留置权的但书规定并非是对牵连性的完全舍弃,而是对营业关系中产生的债权和留置物的占有牵连性的推定,仅要求债权和占有具有一般关联性,是对民事留置权严格牵连性要求的缓和。这一推定源于商事交易中的集合性债权债务关系的交易结构和交互计算方式的广泛采用。商事留置权牵连性的推定在留置权发生于债权让与、商主体合并之后以及个别交易关系中可被推翻,适用民事留置权牵连性的严格要求。

《民法典》商事留置权主体探究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商事留置权主体资格认定存在分歧。从商事留置权制度的起源及功能出发,商事留置权的主体应是商人。《民法典》将商事留置权的主体规定为企业,存在范围过窄、语词模糊、限制扩张解释的缺陷。将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扩张解释为商事留置权主体仍不足以解决我国商事留置权主体范围受限的问题,未来应将其适格主体规定为商人,以弥补“商法化不足”问题。

商事留置权特性及成立要件研究

商事留置权制度具备异于民事留置权制度的特征,亦具有独特的价值,但商事留置权制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应用中都存在不完善之处。我国商事留置权的主体范围不仅应突破"企业"的限定,而且其客体范围也应结合司法实践作出调整,以期开辟我国商事留置权的路径,尽然发挥其在促进市场交易,保护交易环境中的价值。

船舶留置权对商事留置权的适用

为更好地解决船舶留置权能否适用商事留置权的问题,通过对比、分析理论界学者的不同观点,并结合司法案例中的裁判理由,提出船舶留置权适用商事留置权的理论依据,认为商事留置权制度是对船舶留置权制度的补充,船舶留置权适用商事留置权有利于充分保护船舶留置权人利益,顺应司法审判趋势,促进航运业发展。建议司法实务中,船舶留置权人可以依据商事留置权对当事船舶的姊妹船行使留置权,也可以对欠交修船费、造船费的债务人的船舶行使留置权;商事留置权产生与船舶留置权同样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