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贸港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现代化建设路径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试验区提升战略”。建立健全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是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的重要保障。目前,海南自贸港在构建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主要面临缺少国际一流仲裁与调解机构、尚无专门性立法、法治保障体系尚待完善等问题。为此,海南自贸港需要积极借鉴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充分发挥调解作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多种途径,使民商事纠纷解决更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全面提升海南自贸港民商事纠纷解决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我国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现代化建设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以国际商事法庭为核心的我国“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我国提出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国际商事法庭作为该机制的核心不仅要扩张其管辖,还需要对调解和仲裁提供司法支持和监督,并深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职能。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需要配套程序法的国际化,为此要引入国际化的商事调解,完善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也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并在多双边层面推动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和判决的跨境执行。

海南自由贸易港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研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营造国际一流自由贸易港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的重要制度保障。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涉外商事的发展,建立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其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目前,机制的构建面临改革授权力度小、商事纠纷解决专门立法不足、制度不完善等主要难题。中国特色自贸区(港)"事权法治制度环境一体化"的方略和路径以及"特别授权法模式"可以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构建提供思路和方法。

试析ADR对我国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的启示

在商事领域由于诉讼方式在解决商事纠纷时候带来诸多困难,许多纠纷当事方转而寻求其他替代方式,这些方式被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简称ADR。ADR是对司法解决纠纷的补充和纠正。目前,我国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单一,解决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本文试通过分析国内目前涉外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进而提出一些针对完善我国涉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想。

“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南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路径构建——兼与日本国际纠纷解决中心之比较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发文推动海南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就具体构建路径而言,在完善配套基础方面需要健全硬件设施、吸引国际知名纠纷解决机构入驻、适当放宽纠纷解决制度、充实专业化人才;在落实法律保障方面需要完善顶层设计并优化具体细则;在强化价值理念方面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对纠纷解决的积极作用以及发挥“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文化优势。为更好地建立海南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并真正发挥其功能,需修改当前关于纠纷解决的法律规定、适度扩大海南自贸港授权立法范围、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以及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纠纷解决相关规定探讨

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是营造国际一流自由贸易港法治环境的重要保障,理应在被视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基本法"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海南自由贸易港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成果应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中得到体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也应为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发展预留提升空间。《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对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作了规定,但也还存在明显不足。要做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实施工作,针对存在的不足可通过加强解释来弥补。但未来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便在"基本法"层面做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若干核心问题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对于公正高效解决商事争议,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管辖权的扩大是国际商事法庭的发展趋势,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可考虑将涉港澳台商事案件以及自贸区外商独资企业之间商事纠纷纳入管辖范围,同时放开对"实际联系"的要求;"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宜通过仲裁调解机构的选定实现争议解决的国际化和专业化,应重视调解的适用并确保各类文书的有效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作为中国创举,应充分发挥专家委员在争议解决中的作用,并关注专家委员的利益冲突问题;诉讼程序便利化改革则需权衡公正与效率、自治与法定、公开与私密等问题。

商事法治保障下的城市经济治理探析

在经济深化改革及中国走向世界的背景下,现代化城市治理需要法治的保障,尤其需要商事法治的保障。商事法治定位于保护商人的商业判断及交易者的营利行为,能够提升城市经济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建设现代型的商业制度宜居型城市,既需要在城市各治理主体间进行科学的权力配置,还需优化当前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使法治真正成为城市经济治理中最为显著、最为核心的竞争优势。

论仲裁机构与法院的关系

仲裁机构和法院作为解决民商事争议的两个最重要的机构,既存在着支持和协作关系,又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对于充分发挥仲裁在解决民商事争议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制度的差异弥合--以临时仲裁制度落地珠三角九市为切入点

“一国两制三法域”下,珠三角与港澳在商事纠纷解决领域的司法制度差异制约了三地融合发展,其中仲裁制度的差异就极具典型性且亟待弥合,而弥合的关键就在于构建临时仲裁制度。临时仲裁制度落地珠三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推动珠三角商事纠纷解决制度与国际接轨,带动珠三角仲裁制度转型升级,推动珠三角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已有的自贸区临时仲裁制度可以作为构建珠三角临时仲裁制度的重要借鉴。通过完善立法为临时仲裁制度落地珠三角打牢基础,改良制定珠三角临时仲裁示范规则和仲裁员队伍建设,为临时仲裁制度落地珠三角架设梁柱,加强临时仲裁行业监督和仲裁职业保障,为临时仲裁制度落地珠三角提供外部保障,进而从前提根基、关键要件、外部保障三个层次,修缮搭建出珠三角临时仲裁制度的“金字塔”框架结构。

海南自由贸易港临时仲裁制度的构建

海南自由贸易港未来在引入临时仲裁制度时,首先,建议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授权海南自由贸易港自行制定适用于自贸港内的临时仲裁规则或条例;其次,通过借鉴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知名自由贸易港的临时仲裁经验,选择适用于自贸港内的临时仲裁模式,明确临时仲裁员的披露义务和责任,构建临时仲裁的监督机制等,从而构建海南自贸港临时仲裁制度。

临时仲裁制度及其在中国之建立初探——以科斯定理为视角

民商事纠纷解决方法之选择,当属权利性质,既为权利,则当事人自治之私法精神得于体现。临时仲裁制度的建立与经济理性有着重要关系,但是,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并不意味中国就有了建立临时仲裁的制度土壤。笔者希望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方式,通过科斯定理的解释,对临时仲裁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建立进行进一步思考。

RCEP签署后开展中国—东盟法律合作的现实路径及高校应发挥的作用

RCEP的签订是我国的重大外交成就,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为完善和充实RCEP,巩固我国在RCEP的主导地位,应当大力开展中国—东盟之间的法律合作,具体手段包括扩大司法和立法交流、增强法学教育和职业培训交流、探索建立中国—东盟跨国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探索建立中国—东盟共同法律服务市场等。对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后二者更具有实践价值,应当纳入政府议事日程。在推进中国—东盟法律合作工作中,还应高度重视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论珠三角地区海事临时仲裁制度的构建

“一国两制三法域”下,珠三角与港澳在商事纠纷解决领域的司法制度差异制约了三地融合发展,其中仲裁制度的差异就极具典型性且亟待弥合,而弥合的关键就是在珠三角构建海事临时仲裁制度。基于当前我国海仲受案量不足,海事临时仲裁立法体系不协调,仲裁员选任门槛过高、责任不明、缺少有效监督机制的现状,建议通过调适法律来明确海事临时仲裁的效力,建立普遍适用于珠三角地区的示范性仲裁规则,降低仲裁员的选任标准、细化责任,完善仲裁行业监督机制和司法对仲裁的程序审查,进而促进海事仲裁的发展。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法院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路径探索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出台给我国法院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该公约赋予了非诉讼和仲裁程序中达成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直接执行力,极大地简化并促进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国执行。而我国现有法律并未赋予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必须通过其他程序将其转化为调解书、裁定书或判决书的形式才能得到执行。而我国作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首批签约国之一,在未来需要通过修改法律和调整国内程序为公约的批准做好准备。因此,我国应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探索建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审查机制、构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合作平台、统一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审查标准,并完善国际商事调解员认证机制与职业规范,为《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我国的最终落地做好准备,并以此为契机优化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