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商事裁判组织的演变

商会自创办以来 ,处理商事纠纷就是其重要职能之一。清末民初以来针对商会的商事裁判权 ,官商之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法制化构想。商会主张成立商事裁判所等组织以实现自下而上的法制化 ,官方却欲改组商会原有理案组织为商事公断处以实现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法制化 。

论商事裁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进路

我国商事裁判的基本方法论来自于法教义学的规范分析范式。它突出了形式逻辑推理的法律技术,但忽视了价值判断实质方法论的构建与运用。法律经济学的效率导向与商事裁判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为解决商事裁判的方法论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来源。商事裁判是建立或调整交易结构的过程,也是制度选择的过程。商事法官应该秉承"科斯式"法律经济学关于"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选择"的基本理路,力求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内,实现市场交易最有效率的安排。以交易费用的节约为主线,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各种理论工具,可以解决商事裁判的诸多难题。商事裁判最重要的功能不在化解矛盾,而在完善市场机制。法律经济学的方法论在商事裁判中拥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其应和传统规范法学在优势与不足间寻找弥合,共同成为商事裁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法学方法论在涉外民商事裁判中的适用探析

涉外民商事司法审判中向来遵循特定的确定法效果的司法三段论。从法学方法角度审视,冲突规范的确定与适用过程属于"双重找法"。识别的过程是裁判者目光在规范与事实间交错的体现,受制于解释学循环的制约。准据法的正确解释与适用,则应以对"涵摄"概念的认知为前提。传统法律选择方法向现代化发展的脉络中,愈发突出强调在法的安定性与公正性之间的平衡。

事实状态之构建性司法功能解读——以商事裁判为中心

作为裁决前提的案件事实主要表现为两种存在状态:合乎法律规定与不合乎法律规定。前者仅起到简单验证法律规则的作用,而后者则可能经由法官之自由裁量起到补充与修正现行法律之构建性功能。商事领域瞬息万变,法律与实践的相互要求亦灵活多变,且基于商事活动的自由品格,个性化的事实更期待法官在技术框架内的自由裁量,从而推动法律的发展,使之满足实践的需求。

对民商事裁判文书制作改革的思考

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对审判工作来讲是一个巨大挑战,这意味着法院工作完全置于公开之下,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面临着整个社会的审查。有关民商事裁判文书改革问题引起理论与实务部门的认真思考和积极探索。民商事裁判文书制作最大的改革方向是增加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性。

论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司法裁判层级的适用——以商事裁判为例

在司法裁判中引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辅助是司法科技革命的趋势。目前司法裁判中由于法官对法条和对案件的理解不一,造成裁判结果有时不能表达法条原意,而法官考评的指标设计又使法官不能专注于裁判本身。司法裁判的层级是指借助司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高新技术对法官的裁判进行评价而形成的层级划分。强大的数据库信息功能使法官能够便捷有效地掌握法条的立法原意、洞察案件纠纷根源、预测裁判社会导向,以提高裁判水平;同时,对判决文书进行大数据分析和等级评价,有利于法官正确公正地做出裁判,有利于监督法官廉洁司法,也防止诉讼参与人的利益成为法官水平的试验田。裁判层级划分所考量的要素及其权重也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导向之一,因此应通过计算机精密测算以求全面准确。

试论民商事裁判文书的说理

民商事裁判文书忠实地记载了民商事诉讼活动的实际情况,以证明特定法律事实、法律关系的存在,对民商事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民事权益产生直接影响,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或者法律意义。可以说,民商事裁判文书是民商事诉讼活动的文字载体。民商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水平,可直接反映出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素质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民商事活动的效率和价值。

对我国未生效条约在涉外民商事裁判中的适用

未生效条约越来越多地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未生效条约的适用逻辑,主要体现在其得以适用的理论依据、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未生效条约适用的规定。然而,我国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涉外民商事裁判的现实需要。由此,结合对未生效条约在实践适用中具体案例的分析,指出其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未生效条约在涉外民商事裁判中的适用。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虑:规定可选择适用未生效条约的当事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民事诉讼第三人;逐步将未生效条约的适用领域扩展至合同以外的其他必要领域;除了当事人的选择适用,未生效条约的适用方式还包括法院主动依职权的适用;在司法解释中将未生效条约的适用性质确定为准据法。

金融行业自律规则在商事裁判中的适用

金融行业自律规则通常作为事实被适用于商事裁判中,《民法总则》第10条明确习惯可作为法源后,为符合一定条件的金融行业自律规则成为法源性规范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金融行业自律规则作为事实适用时,其具有评价行为,解释合同、解释法律等功能;作为法源性规范适用时,其适用前提、启动程序、识别程序及合法性审查等应当被着重关注。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这两种适用方式中均存在误用、漏用等情形。为进一步予以完善,裁判者应充分、理性的进行适用,同时金融行业自律组织也应不断提升自律规则的质量。

我国民商事裁判文书中的证据分析

民商事裁判文书是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重要载体。加强说理,以理服人是民商事裁判文书的灵魂所在。在当前格式化的文书框架下,如何以证据为核心,追寻民商事纠纷的客观事实,并结合相应法律规定做出令当事人心悦诚服的判决结果,是民商事裁判文书追求的目标,法官只有制作出高质量的裁判文书,才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商事活动和谐运行。

民国初年商事裁判的法源位阶考辨

法律渊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随着法律的发展演变而发生变化。法源不仅是立法者制定或认可的规范来源,也是审判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认可和适用的判决依据。在法律体系不甚完备的情况下,立法者制定或认可的规范来源与司法者在裁判时的依据来源有时不相一致。因此,只有深入分析司法者裁判时的依据来源,才能对法源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在民国初年,由于民法典尚未颁布,商事法律体系极不完善,在当时法律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各级审判机关除了根据制定法裁判外,依法订立的契约、商事习惯、判例和解释例、法理等任意法源也是商事裁判广泛适用的法源,民国初年的商事法源呈现出了复杂的特征。

商事裁判理念对审判实践影响之探析

商事审判理念及规则适用具有与传统民事审判领域不同的特征与价值取向。商事审判的内在特征与客观规律决定着商事裁判理念的独特性,而商事裁判理念亦以其独特性影响着商事审判活动的进行。

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与说理

一、当前民商事裁判文书制作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有的民商事裁判文书制作不规范,不能反映庭审的全过程,不能体现审判公开的内容。 经过几年的探索，我国审判方式改革基本上形成了以公开审判、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对席辩论为主要内容的庭审模式，民商事裁判文书应当最大限度地反映和包括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法官认证等主要庭审过程。

我国涉外民商事司法中的选法推理谬误及其矫正

在涉外民商事争议的法律适用中,对争议定性、确定相应的冲突法规则、查明外国法内容并予以适用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推理过程。当前部分裁判在这一推理过程中的逻辑存在瑕疵,主要表现为对争议“涉外性”的认定不够统一、对法律关系的识别不够准确、对争议事项的分割不尽合理、对我国冲突法规则体系存在误读、对外国法内容的理解不够充分等。现有立法的国际化取向和制度体系的内在不足,以及裁判人员在思维及知识层面的欠缺是导致上述逻辑瑕疵的基本原因。对此,应考虑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涉外民商事立法及选法实践,完善国际私法立法,加强类案裁判制度和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建设,并提高司法机关专门化和裁判人员专业化程度。

民初商会舆论的表达与实践——立足于商事裁判权的历史研究

本文以商事裁判权为中心考察了民初商会舆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民初商会舆论有力扩张的背景下,为加强商会的商事裁判权,商会舆论的表达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修改官方所规定商会的正式商事裁判组织——商事公断处的章程并扩充其权力,二是成立商事裁判所等组织。但在实践中,商会舆论本身也强调商事公断处的司法辅助地位,在商事公断处的实际运作中也的确如此。

释疑解惑 寻求民商事裁判思路的统一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有关担保法、破产法、证券法、国企改制、期货审理等方面的司法解释。就如何理解民商事司法解释中的一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刘贵祥法官(以下简称刘),现将主要内容登载如下。 记者: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一系列民商事法律方面的司法解释。您能否就这方面的情况作一个简要介绍? 刘:近5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相继起草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其中已颁布的大型司法解释有《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匡正与重构:外观主义与商事裁判

外观主义不以当事人意志和已存的法律事实为依据,而是直接根据具有法律意义的外观事实要件,判断法律关系的效力和决定责任归属。其价值导向在于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和交易的安全与效率,这无疑与商法的价值理念相契合。然而,司法工作者在商事裁判中时常忽略外观主义的存在,一味注重探求行为人的真意和事实的真相,致使裁判结果与商法价值背道而驰。在商事审判领域,不但应当匡正外观主义的基本原则地位,而且应当弱化"本人与因""合理信赖"两个构成要件,构建"纯粹外观主义"理念。

契约效力从宽认定规则的把握——以基层法院商事裁判为视角

市场经济是商事主体之间以一种愿赌服输的方式参与的法律"游戏"。那么,商法的核心与精髓应该在于商事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而契约又是意思自治直观的载体,它是维持商事主体进行理性判断、预测以及比较的基础。这个基础依赖于契约的效力及其所约定的权利义务能够实现。商业社会发展固然不能依赖绝对的个体自治,但在私法领域呈现公法化的趋势,也有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作为基层法院的商事审判,回应这种愿赌服输的经济活动的运作方式,要从民事统领商事审判的大民事格局拆解分离,确立以从宽认定契约效力的规则作为商事裁判工作的思维指引,并按照商法的逻辑来思考、分析、审理商事纠纷。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区块链应用与监管路径

近年来,区块链技术对接跨境贸易纠纷的解决,提高了国际商事仲裁的效率,同时保证了国际仲裁进程的安全性。对中国而言,随着国际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运用区块链技术提升实际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影响力,关乎中国的海外利益和安全战略。为此,关注区块链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中的应用,同时通过相应的监管手段,有效推进区块链技术在中国国际商事裁判领域中的运行,成为亟待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