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法治建设的思考——以民商事规则衔接为例

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推动澳门地区长期繁荣稳定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高质量建设横琴深合区,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其中,如何推动民商事规则衔接澳门地区尤为关键。当前,规则衔接面临着粤澳两地民商事规则差异大、法治建设进程迥异、思想观念存在不同的现实困境。为此,应通过“发挥立法部门应有职权、优化行政部门保障举措、释放司法部门创新动能、推动民间力量协同并进”四个方面齐同发力,进而为国家深化改革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横琴经验。

论国际商事规则与主权国家立法的关系——从独立到超越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家不可能完全垄断国际商事规则的制定工作。国际商事社会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一种与国家立法不尽相同的行为逻辑模式自发地生成商人法规则。这些规则从本质上是相对独立于主权国家立法的。但商人法规则具备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必须借助国家和国家立法对其进行完善与支持。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和世界的共同繁荣会对此需求大力合作。最终,商人法与国家和国家立法形成了一种彼此支撑的稳定三角结构,共同形成国际商事规则体系,并使各自的作用得到加强。

民法典编纂中商事规则的统一设置

商事规则如何体现在民法典中,实为当下民法典制定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决定我国民商合一立法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民法典兼具守成和创新两大时代使命:既要规范整合现行民法的内在体系,又要主动处理好民商关系。面对现行民法对商法的各种调整危机,无法依靠制定《商法通则》来化解,进而需要将商事规则科学地安置在民法典中:即通过修改完善民法总则中的基本原则立法、法人制度重构、代理制度的改进以及相关合同制度的修正等路径来实现民商法的有效合一。

民商立法体例绝对化表达的破除——兼论民法典与商事规则的协调

民商合一、民商分立都存在绝对化表达的现象,学者们使用的民商合一、分立不具有同一内涵,大陆法系诸国亦无民商立法体例的具体标准。应抛弃民商立法体例绝对化表达,将研究视角拉回到民法典中如何对商事规则做出合理安排上来。民法商法的关系如同"连体婴儿",其共用私法的核心成分,却又在此基础上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民法典中纳入的商事规则应是私法共通性的部分,商法超出"连体"部分发展出的独有方面交由商法通则予以回应。

国际商事规则与主权国家立法的关系

宋阳、左海聪撰文《论国际商事规则与主权国家立法的关系——从独立到超越》指出，任何社会关系都应不同程度地受到规则的调整，通过规则的设定或生成来达到一定的目的，便是治理的应有之意。而在调整的过程中，规则会以多种形态存在并分别发挥作用。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商事规则衔接研究——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立与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其以促进澳门地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使命。而推动横琴深合区民商事规则衔接澳门地区是践行这一使命的重要抓手。自成立以来,横琴深合区不断探索民商事规则衔接的具体路径,其中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对此,应在现有基础之上,坚持“一国两制、尊重差异”“平等合作、协同解纷”“优化创新、先行先试”的原则,进一步释放诉讼、仲裁、调解的各自优势与效能,从而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商事规则衔接澳门地区提供助力,不断谱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则衔接的示范法路径:以合同法为例

从粤港澳大湾区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构建统一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民商事法律制度及规则的衔接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必然趋势。在践行法律衔接的过程中,除了灵活使用冲突法规则、加强跨境司法合作等方式外,通过起草示范法来推进不同法域间民商事规则的趋同对国家区域法治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本文以合同法领域为例,通过梳理、比较及归纳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中的“同类项”,探索通过示范法路径实现琴澳民商事规则衔接的可能性。

自治性商事规则法源地位否定论

自治性商事规则由于自身所存在的诸多缺陷和客观上的限制,导致其所可能发挥的作用空间极为有限。因此,这类规则不可能成为实现商法统一的主要法律渊源。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商事立法的权力已经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到国家的控制下,而且国家立法性渊源从本质上排斥与否定自治性商事规则。由于这类自治性的民间规则所能发挥的功能区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我国不宜将其作为处理涉外商事交易法律关系中的主要法律渊源。

商事行为理论在商法中的意义与规则建构

商事行为和商行为应当属于同义词,但统一使用商事行为的概念更为妥帖,也有利于在商法教义学上形成更多的相对统一的概念。商事行为是不同于民事行为的独立类型的行为。商事行为包括商事法律行为(表意行为)和商事事实行为(非表意行为)。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不是商法中的商事行为概念所承担的功能,民法中法律行为概念已经承担了这一功能。商事行为是商法中的基础性概念,承担着将商法体系化的任务。商事行为尽管也兼具意思自治的功能,但其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区分民法与商法各自的调整对象与规范领域,为私法即民法和商法各自的适用提供甄别标准。以营利为目的、主要由商事主体实施、以营业为主要表现形式是商事行为的法律特征。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区别可以从法律适用、行为动机与目的、行为方式、行为主体、行为形式、意思表示的不同地位等角度展开。商事实践中形成的、为各国立法与司法普遍接受的商事特殊规则是不能为民法所包容的,并且构成了商法独立于民法的主要因素。

商事仲裁规则适用性法律问题研究

商事仲裁规则适用性问题是一个长期被仲裁学界忽视的涉及仲裁规则的重大问题。临时仲裁应选择适用诸如UNCITRAL仲裁规则等成熟而规范的既存仲裁规则;当事人选择仲裁机构应视为原则上同意适用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但当事人对机构仲裁规则具有适当修改权;在仲裁机构没有作相反规定的前提下,临时仲裁规则亦可适用于机构仲裁中;仲裁规则的适用本来与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并无关系,但因我国将对仲裁机构的约定作为仲裁协议生效要件之一,因而当事人选择适用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并不意味着仲裁协议有效,可通过仲裁机构仲裁规则推定当事人同意仲裁机构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从而肯定此类仲裁协议的效力。

析英国新公司法中“禁止篡夺公司商事机会”规则

"禁止篡夺公司商事机会"规则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公司法中关于忠诚义务最具争议和最难理解的一部分,法院的各个判例之间常常彼此矛盾难以兼容。而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并阐明这项原则,英国2006年通过的新公司法以成文法的形式首次阐述了法院长久以来在普通法中坚持的观点,即董事应避免自身与公司利益的冲突,特别是篡夺属于公司的财产、信息及商事机会。在关于如何完善和改革有关批准董事利用"公司商事机会"的程序设置上,为了避免传统观点中的僵硬和死板,新公司法认为如果有关利益冲突的事项得到了董事会成员的批准和授权,则行为不会构成违反董事义务而受到追究。

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法律性质问题研究

商事仲裁规则法律性质问题是一个长期被仲裁学界忽视的涉及商事仲裁规则的重大理论问题。学界对商事仲裁规则法律性质虽有多种学说,但多数并不否认商事仲裁规则的契约性。商事仲裁协议的契约性决定了作为商事仲裁协议组成部分的商事仲裁规则的契约性。商事仲裁规则的双重契约缔结过程、当事人违反商事仲裁规则的法律后果以及商事仲裁规则不能违反商事仲裁法强制性规定均证明了商事仲裁规则的契约性本质。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规则的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国际层面有关商事调解的最新规则,它的最大特点是赋予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等同于司法或仲裁裁决的效力。公约将直接影响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规则的构建,海南自贸港应借鉴该公约构建商事调解规则,以“营业地”作为认定“国际性”的标准,重新确定“商事争议”的内涵和外延,将意思自治原则和保密原则确立为商事调解的基本原则,赋予调解协议法律效力,明确调诉对接的执行和审查程序,构建个人调解、线上调解、联合调解多元化的调解方式。

试论商事交易行为规则

文章对商事交易行为规则进行了研究 ,尤其是对商事交易行为规则进行了科学的分类 ,将其分为三大类 ,即商事交易基本行为规则、商事交易特殊行为规则以及商事交易辅助性行为规则 。

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变化趋势初探

近年来,为适应仲裁理论与实务发展的需要,一些国际商事仲裁规则相继被修订。本文从UNCITRAL、ICC、CIETAC的仲裁规则的最新修订出发,探讨了国际商事仲裁规则趋同化、投资仲裁透明化、多元化的变化趋势,并得出相关结论。以期为中国仲裁立法与司法现代化与仲裁机构国际化的发展提供思路。

关于完善我国民商事证据规则的探讨

自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代表的证据规则及司法解释等颁布施行至今,通过审判实践,也有很多缺陷和不足的方面暴露出来。本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介绍了我国民商事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以及现行民商事证据规则中存在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民商事证据规则的几点建议,主要包括完善举证时限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完善证人出证制度。解决目前我国民商事证据规则存在的不足。

粤港澳大湾区商事法律规则差异及司法应对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商事法律规则总体差异不大,但在破产法等领域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商事法律规则差异,司法可采取以下对策:完善破产审判机制等商事司法制度,充分尊重商事主体协议选择法院和法律的权利,通过司法裁判促进商事法律规则相互衔接,探索在裁判说理中引入国际先进裁判规则,支持仲裁和调解等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等。

对国际规则与公正司法相互关系的思考——以规则相互作用为视角

司法公正不应仅仅局限为一个程序性问题,公正司法的核心要旨是选择和适用正确的规则。在此前提之下,相关的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商事规则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以及方式,促成公正司法的实现。同时,公正司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和各种国际规则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不能孤立地观察国际规则和国内法的关系,必须对它们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来为公正司法提供制度土壤和理念支撑。

商人行动所促生的理性规则特性

在法治进程中,商人行动对理性规则秩序的促动是显而易见的。商人行动使商事理性规则产生了其独有的外部特性、内在价值和创设方法。这些规则作为形成理性法的内核,不断地推进着法治秩序的发展。商人行动促生了商事规则所独有的自发性、习惯性和社会性等外部特性,并体现出其内在的多元化理性价值。

论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裁决规则——以一起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例

如何对事实真伪不明案件依法作出裁决,已经成为当前困扰民商事仲裁的一大难题,亟待需要创设新的裁决规则。通过解析一起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在案件当事人都未能提供优势证据,真实情况依现有证据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应根据利益权衡原则,从有利于维护民商事规则,督促民商事主体按规则办事的角度作出裁决,以实现法律的公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