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视角

中国近年来建立起诉讼、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其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下的商事调解制度相比,在调解类型与调解独立性方面尚有很大进步空间。完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对中国建立现代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国际商事法庭运作机制及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依据多边主义、私法自治、区别对待原则的指引,加快商事调解法的制定,建立对调解人的约束制度,充分发挥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国际、国内商事纠纷暂时可适用“双轨制”调解模式,循序渐进地推动商事调解独立性改革,从而促使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与现代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接轨,为中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衔接问题研究

作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公约之一,《新加坡调解公约》致力于建构起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区域执行机制,进而推动国际商业经贸快速且稳定的发展。我国作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创约国之一及第一批签署国,公约不仅体现出“中国智慧”,还提出了“中国方案”。我国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不仅能推动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商贸结构的优化、“一带一路”的建设,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际间争端解决的话语权。当然,各界对于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否过早有所顾虑,提出我国商事调解与公约的衔接条是否充分,司法权威将受到虚假调解的冲击,法院执行的压力太大等质疑。因此,在我国正式批准公约前,需要在制定并完善商事调解的相关法律,维护商事调解市场的运行,保障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使《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商事调解精准衔接。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之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直接赋予和解协议执行效力,弥补了和解协议执行难的弊端,大大提高了调解程序在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也为资源紧张的诉讼、仲裁程序分流减压。我国目前尚无商事调解之法律法规,故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事调解制度,设立事调解规则与执行审查机制是立法之良策。商事调解制度的建立可使得我国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更加多元化。

论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

《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我国生效之后,在公约范围之内的调解协议将获得强制执行效力和终局效力,这对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弊端具有补充作用。而我国要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需要从我国商事调解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构建我国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化商事调解制度。要完成上述目标,前提是理清公约规定内容与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国内法相关规定所存在的差异,从这些冲突点入手才能进行针对性调整。为公约内容在我国能够更加顺利地融入对接,推进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要构建完善国内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体系,建立个人和机构调解并重的调解模式,确立公共政策构建和第三人救济执行审查法律法规完善。

《新加坡调解公约》视域下商事调解制度的反思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生效无疑推动了经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积极作用,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此前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困境以及公约所作的努力。从性质上来看,国际和解协议具有合同属性,但是合同的约束不能确保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而和解协议跨境执行适用司法协助条约时颇为复杂,《纽约公约》的体系难以兼容,因此公约的生效极具意义。结合近年来我国商事调解机构林立的现状,有必要就商事调解制度的构建进行探讨。通过对国际性判断标准、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条款、范围排除条款和拒绝救济条款的分析,进而反思构建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并提出相关建议。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调解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统一高效执行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文章认为,我国虽然已经正式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但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发展与公约的内容相比较,显而易见是不同步、不匹配的。我国可以以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契机,结合公约文本的相关内容,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学习经验,发展中国成果。

国际商事调解的法律性质及其制度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商事调解以当事人利益为导向、高度自治的法律性质。参与调解的当事人不仅可以决定是否达成争议解决方案,还可全过程控制调解程序,包括选择何种调解模式、调解环节是否采用绝对保密的单方会谈方式、自行判断调解程序是否正当等。当事人在国际商事调解中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滥用其自治权侵害对方当事人权利、第三人权利或社会公共利益。为规制国际商事调解可能带来的法治风险,我国在相关制度构建中可从调解员准则、公共主体参加国际商事调解的特别规定、调解的保密性及其例外、法院的执行与审查、防范虚假调解几个方面予以重点规制。

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是国际贸易多边合作重要的国际法保障,也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法律执行力和国际流动性显著提升的标志。为实现国内商事调解机制与公约的对接,中国应在国际商事调解立法、和解协议配套执行机制、调解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协调和完善,同时利用我国自贸区(港)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深耕商事调解试验田,构建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体系和运行体制。

印度商事调解规则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印度与中国同为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但未批准实施的国家,但印度商事调解立法走在世界前列,1996年《仲裁与调解法》是其商事调解规则的主体。当前我国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在制度衔接上存在诸多问题,对《仲裁与调解法》调解部分梳理研究后发现,印度对“评估性调解”的偏向性和调解文化都与我国类似,借鉴印度商事调解规范以完善我国商事调解制度具有可行性。在总结《仲裁与调解法》下调解规则特征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商事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优化建议:以修订案的形式将商事调解规则纳入我国《仲裁法》;有条件地承认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以破除“双轨制”与“双重审查”的执行困境;建立个人调解员制度以推动调解员认证标准与职业守则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