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致富论——兼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 ,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晚明商业化的浪潮 ,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弃农就贾”与“弃儒就贾”之风。在这种社会变动的背景下 ,关于致富的思考也出现了新的历史转向 ,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对儒家传统“五常” ,大体形成四种看法 :一是全盘否定 ,甚至斥之为“五贼” ;二是部分否定 ,剖析其中的“五贼” ;三是从正、反两个方面重新评价 ;四是逐条分析 ,否定其中的仁、义、礼 ,肯定其中的智与信。这说明 ,从勤俭致富转向智慧致富和诚信致富 ,从力农致富转向经商致富 ,这既是一种社会变动 ,更是一种观念变革。儒家传统在这一变革进程中也在悄悄发生一些蜕变。在此基础上 ,商人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伦理。通过明代的例证 ,可以推测 ,儒家伦理只要得以创造性地转化 ,完全可以适应中国这样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近代化的需要 。

当代历史小说中商人精神的诗性张扬

当代历史小说勾勒异彩纷呈的商人世界时 ,给予了民族历史文化典籍中独具特质的商人精神以大力的诗性张扬 ,并从中提炼具有现实普遍意义的价值规则。这种化史为诗的审美转换 ,是通过以现实时代精神激活历史。

比较还是比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后——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近日再次读得知名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的力作《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载余英时：《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商人精神》），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对历史史料翔实而生动的把握，以及大胆地提出了与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研究所不同的论调，都让我这个后生深感敬佩。

论明清粤商的商人精神

明清时期粤商的商人精神是指商人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它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粤商的从商宗旨和原因 :二是在经商中的敬业精神和观念 ;三是商人的商业伦理观。通过对粤商的商人精神分析 ,可知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直处在传统“义利观”的制约下 ,使之无法和西方商人一样具有一种对利润追求的无限制冲动 。

价值教育视域下的商人精神

商人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商人精神教育本质上是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的价值教育,当前经济运行秩序中出现一定的违法无德现象。商人精神在价值教育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定位不当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去商人化"现象凸显,二是当下出现的"泛商人化"现象的倾向。本文针对这两种极端倾向,分别从价值主体、价值载体、价值实现三个方面对商人精神与价值教育两者关系进行厘清,明辨异同,克服偏激,以达成对商人精神在价值教育中的合理定位。

恪守诚信原则与弘扬商人精神

诚信原则的宗旨是在一定可供依赖的道德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均衡利益的秩序。其深刻的经济义理表现为有助于效益的提高,减少交易费用,提高成交量。市场经济愈发达愈要求市场主体诚实守信。商人作为市场最主要的主体,其诚信意识的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影响社会公众诚信意识的培养,亦直接决定着我国信用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研究、倡导并弘扬商人精神是本文就弥补我国信用缺失所进行的思考。

恪守诚信原则 弘扬商人精神

商人作为市场最主要的主体,其诚信意识的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影响社会公众诚信意识的培养,亦直接决定着我国信用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本文以一个故事为切入点,阐述了目前我国社会中许多商人因急功近利,导致诚信缺失的危害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倡导并弘扬商人精神才能弥补我国信用的缺失。

以商人精神兴国

中国的落后 ,跟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所执行的“抑商”政策密切相关。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以及中国的正式“入世” ,中国人民发展本国经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那么 ,何以兴国呢 ?以商人精神兴国 。

商人精神的诗情阐释——以成一的《白银谷》、邓九刚的《大盛魁商号》为例

以商业叙事为主的当代历史小说在勾勒异彩纷呈的商人世界时 ,从时代变革的历史维度彰显商人的精明理性和勇于开拓 ,用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演绎商人的崇商建业和诚信重义 ,并从中发掘和提炼具有现实普遍意义的价值规则和精神底蕴 。

韦伯命题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在韦伯的研究逻辑连中，行为及其社会效果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韦伯研究新教伦理，是为了说明其如何影响了人的社会行动；《商人精神》的讨论则没有涉及明清商业发展本身，仅以商人的精神凭藉和思想背景为主要对象，相对忽视了商人经济行为及经济行为造成社会效果。这一忽视导致了本拭扞卫东方文化特殊性的余英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新教伦理”的发生学来模拟东方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孕育机制。

齐鲁文化与中国商人精神

以《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及的早期货殖家为线索,揭示中国商人精神与齐鲁文化的联系;提出商人精神与士人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基本类型;中国商人精神一开始就与士人精神存在互动关系。

读《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外学者都做了很多的研究。笔者从余英时的文章中了解到中国近世宗教论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但是笔者并不认为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商人精神与商法的变迁

文章围绕着商法与商人精神的历史文化联系展开论述 ,商人自主自觉精神的发扬 ,推动整个商法体系处于演化的进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 ,商法呈现出独立化、法典化、国际化的特性。弘扬商人精神是时代的召唤 ,对于商法体系完善、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元杂剧中的商人精神

由于元代商业的发展以及元政府对商业的支持,加之文人地位的降低,使得元杂剧中出现众多的描写商人精神的剧作。元杂剧中描写的商人精神包括重利、勤劳和冒险、节俭、重义、诚信。

重构商人精神体系

商事法律制度功效发挥,系商事法律制度外核与商人精神内核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缺失与现代商事法律制度相匹配的商人精神。这制约着商事法律制度功效发挥,进而阻滞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分析商人精神体系的内在要素,对比中国商人精神现状,重新构建商人的精神体系势在必行。

明清之际渐趋完善的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

从商鞅变法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一直延续,直至中国封建社会瓦解。商人这个群体历经曲折,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形色色,史料记载中的商人影影绰绰,对比和探索商人的复杂形象,可以管窥明清之际的思想变化,认识有别于主流思想的又一种思想形态。

古典小说中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古代商业题材小说的历史学考察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商业题材的小说诞生较迟，作品也不多；小说中的商人大多是非道德形象，少数正面性商人也形象苍白，缺乏商人精神。造成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轻商思想和抑商政策。

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随着中国商业的崛起与快速发展，商人已经成为庞大而重要的群体，商人的从商精神也浸透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商人的角色在中国是自古就有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着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处的地位。

余英时的“救赎”:对传统三教在近世的商业功用的辨明——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在20世纪的反传统大潮中,新儒家作为一支自我救赎的力量,重新挖掘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的运用成为其一种重要手段。受韦伯式问题的相激,余英时写下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阐述了传统三教对商业的正面作用,表明了资本主义非必须阶段和三教无负于商业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