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科技考古鉴定与分析

通过人及动物骨骼的碳十四年代测定,陕西清涧后刘家塔墓地4座墓葬的日历年代集中在商代晚期,M1年代略早于其他墓葬。墓地出土人骨6例,均为成年个体,男性多于女性。该人群骨骼创伤与病理现象多见,骨膜炎、“跪距面”高发,日常食物以粟、黍等C4类为主并摄入较多动物蛋白。M4所出2例马骨均为青壮年雄性个体,骨骼尺寸大多处于中国商周时期家马范围之内,健康状况整体较好,饮食结构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干预。M1和M3棺木用材为冷杉属,M1所出车马器和M3所出铜斧内木材为榆属。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2022年9~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对后刘家塔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现4座商代贵族墓葬。墓葬虽均被盗扰,仍然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小件器物,其中以车马器最多,还发现了墓室内葬车遗存。大量随葬品与殷墟高等级贵族墓葬相同,显示出浓厚的殷墟高等级用器色彩,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该墓地是目前发掘的黄土高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商代墓葬,是近年来商代考古的重要突破。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2023年4~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清涧县寨沟遗址鱼塔梁地点发掘了34座小型商代墓葬,出土了一批极为难得的随葬品,部分随葬品陶、铜器共存。其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文化面貌为李家崖文化。其中陶钵是李家崖文化最集中的一次发现,在以往遗址考古中较为少见,为李家崖文化陶器增加了新类型。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李家崖文化的埋葬制度、丧葬习俗、社会结构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西安赤栏桥商代遗址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21~2022年对西安市长安区赤栏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商文化遗存,遗迹主要包括灰坑、灰沟、陶窑、房址、灶坑、墓葬及较丰富的铸铜遗存,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卜骨等。赤栏桥遗址商代遗存具有典型的商文化特征,同时兼具一定的本地特点。该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关中地区商文化遗存,为研究关中地区商时期文化谱系和了解中商王朝对西土地区矿产资源的掌控、利用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西安东甘河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

东甘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兴隆街道东甘河村。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认为一处仰韶晚期及商代时期遗址。其中商代遗迹25处,以灰坑、水井、陶窑为主,出土遗物丰富。东甘河遗址商代遗存既具有明显的商文化特征,又带有较多先周及关中地方文化因素,总体上与关中西部商文化及老牛坡商文化联系紧密,是一处以商文化为主体的遗存。该遗址是西安南部秦岭北麓区域新发现的一处商代遗址,为了解和探讨该区域商代聚落分布、文化面貌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中东部商代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将关中东部商代文化遗存分为A类商文化、B类本土文化、C类先周文化、D类北方文化、E类早期巴蜀文化五类文化因素。五类文化因素中前四类最为重要,其从早商到晚商时期的变化反映了本土文化因素的稳步发展、商文化的日渐淡出、周文化的有力推进、北方文化的持续进入,显示了各支文化对关中东部商代不同时期的关注和经略。

陕北商代墓葬初论

本文通过对寨沟遗址新发掘商代墓葬及以往相关资料的分析,对陕北商代墓葬的分类、等级、墓葬特征及陕北晚商社会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目前可知陕北商代墓葬近百座,分为带墓道墓葬和竖穴土圹墓两类,依墓葬形制、规模和随葬品状况可划分为三个等级,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陕北高原地区的商代晚期墓葬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对认识区域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价值。

海贝,商代的海印记

甲骨文中,“甲午卜,龙擒贝乍,二月。”(《合集》22391),此条卜辞大意为卜问龙能否擒获贝,龙和贝皆为方国名。龙是商王朝西部的强劲方国,常与羌一同反叛商王。此处贝应当也是西方的诸多方国之一。以贝为其命名,足以反映其与海贝之间的密切关系。

龙年说龙:山西博物院藏商代龙形觥

在甲骨文中,龙为“■”(《乙编》3797)、“■”(《乙编》5409)。龙为象形字,以“■”为例,■为巨口长身之形,■是吻,■是身体,■是角,由此可看出商人对龙的认识为长身、巨嘴、立角的神异动物。《周礼·夏官》有云:“马八尺以上为龙。”《管子》所载的龙明显多了神通:“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

商代晚期青铜器中鸮卣的创意设计

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商周时期,青铜器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的青铜文化历史悠久,造型及装饰风格独特,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以猫头鹰为题材的艺术品大多做工精细、活灵活现,既美观又有实用性。文章以商代晚期青铜器二郎坡村鸮卣为样本,了解鸮卣的装饰纹样以及艺术风格,利用元素提取、造型转换等手法进行再设计,最后结合现代审美做衍生品系列设计,为传播青铜文化提供一些思路。

商代青铜器纹样在现代文创产品中的应用

青铜器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的同时,其纹样也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文化内涵。将青铜器纹样应用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不仅可以传承历史文脉,弘扬传统文化,让青铜器纹样与当代人生活拉进距离,同时也丰富了现代文创设计的内容。文章根据商代青铜器纹样的介绍,分析青铜器纹样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矿料来源与古蜀三星堆在矿业贸易中的地位

含高放射性成因铅是商代青铜器的重要特征,但对其矿料来源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等收集了河南郑州商城、山西垣曲商城、湖北盘龙城、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地区)、江西新干大洋洲、河南安阳殷墟和陕北(地区)覆盖整个商代的8个遗址/地区700件出土青铜器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并与全国606个Pb—Zn、Cu、Sn多金属矿床4025件矿石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进行比对分析,探讨商代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和古蜀国在矿业贸易中的地位。研究表明:①南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陕西汉中、山西垣曲商城、河南安阳殷墟和陕北6个遗址/地区的青铜器很可能采用了含异常铅和正常铅的两类铅料;而四川三星堆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则主要采用了含异常铅的铅料。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和陕北3个遗址/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很可能采用了含异常铅和正常铅的两类铜料;而河南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山西垣曲商城、河南安阳殷墟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采用的铜料很可能以含正常铅为主,但不排除采用含异常铅铜料的可能性。②对比全国Cu、Pb—Zn、Sn及多金属矿床铅同位素资料,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料,最有可能来自四川云南交界处的MVT型Pb—Zn矿床;而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铜料,则最可能来自四川云南交界处的IOCG型Cu矿和山西中条山铜矿峪Cu矿床。(3)综合三星堆遗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兴衰时间及其与其他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的路径,推测古蜀三星堆很可能是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料及部分铜料贸易的大型中转地,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的兴盛与衰落则很可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开启与消亡有关。

殷卜辞所见商代的赛马与比箭

先秦时期文献记载骑马射箭之事始于《战国策·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间居”条所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1)此后逐渐普及。其前尚未见到骑马射箭的记载。有关赛马之事的记载,最早者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载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孙膑教田忌赛马“逐射千金”之事。^(2)汉时称赛马为“驰逐”,晚至清代,“赛马”之辞方大量使用。

论甲骨文“生月”“生某月”是商代的一种月相名

甲骨卜辞中“生月”“生某月”的“生”用于月份前不表示“来”义(即下一个),而表示月光的生出,与西周月相名“生霸”之“生”同义。殷商时期已出现月相名,“生月”(或生某月)应是商代的一种月相名,与商代以后月相名“朏”所表示的新月生出而“月未盛之明”是同义的。商代月相名与西周月相名体系既有联系又存在一定差别。甲骨卜辞“生月”“生某月”“月生”“月死冥”之称与古代文献中“月生”“生月”“月死”“死月”等词语相吻合,依据古文献记载,“生月”指每月月光初生向圆的月相时段。卜辞中“生月”“生某月”之称用于纪时,表示每月月光初生向圆的多日时段,与干支日结合则指这一时段中的某一日。卜辞常见月相名“生月”“生某月”,殷人重视占卜“生月”时段的事情和现象,这与殷人尚白等观念应当有关系。探究月相名“生月”“生某月”及其纪时问题,对于商代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是深入研究商代纪时、历法、年代学和商代文化的一个关键点。

商代乐器补说

商代社会音乐歌舞甚盛,乐器品类众多,就甲骨金文及石器刻铭中所见,有20多种乐器名。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商代乐器,已知的有铜鼓、木鼓、石磬、玉磬、编铙、钟、镛、镈、铎、铜铃、陶铃、埙等,大抵为打击乐器、摇乐器或吹奏乐器,弹拨类弦乐器殆地下难存,考古发掘尚未见。《礼记·郊特牲》所谓“殷人尚声”,信而有征。

商代邑聚缘山分布考

甲骨文中有为数不少的高地貌专名,表明其时人们对山地丘陵地貌的熟悉。与山、阜、麓、丘、京相关的地名有近200个,启示我们文明时代早期不仅都城选址位于“大山之下”,一般聚落亦或大量分布于山麓或丘陵地区。商代早晚期都城分别位于豫西山地向黄淮平原的过渡地带及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带,周围王畿区都有着数量众多的中小邑聚。根据考古资料考察冀南与鲁西北两个区域不同地形的聚落数量,更可揭示商代聚落有缘山分布的重要特征。

用神话考古探讨商代玉器--评杨骊新著《玄鸟生商:商代玉器的神话考古》

以往对商代玉器的研究,主要是从考古的角度进行整理和说明。杨骊的新著《玄鸟生商:商代玉器的神话考古》在神话考古视野下,采用多重证据法跨学科立体释古,证据翔实丰富,重点突出,对商代玉器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探讨,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研究思路,开辟了商代玉器研究的新领域。

内涵和外延解释下的中国商代服装设计

每个朝代的服装是由一系列的外部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特定形制,其中大体包括政治、地理、经济、人文思想和礼制等。符号是与思维、认识和文化相关联的,也是科学化的研究手段,从符号学角度来说服装是一种非语言的符号,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也是朝代变更的度量衡,在历代的朝代更迭中服饰的变化首当其冲,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历史上众多的统治者都把服装的统一作为统治手段,服装是每个人的阶级标志,服装制度是立政的基础之一。商代政治和经济的多层结构在服饰上具有明确的表现。本文运用符号学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和礼仪制度等方面对商代服装的形制进行解析。

河南商代饕餮纹意象特征及与《易经》卦象的比对研究

河南商代青铜器饕餮纹造型独特且形式多样,饱含商代人的设计智慧,深入探究其造物内涵,构建这一纹样的地域性历史文脉,可为延续其发展厘清思路。该文作者从收集的河南商代青铜器纹饰样本入手,梳理饕餮头面部、兽身及尾部的意象要素,建立意象映射关系模型,从而推演河南商代饕餮纹饰的意象特征,通过和《易经》卦象的比对研究,进一步挖掘意与象的映射机制,以期对纹饰的传承弘扬有所启发。河南商代青铜器饕餮纹内涵丰富,饱含了商代人对虚实、阴阳、有无、疏密、动静、曲直等对立统一的认识,以及对象的呈现和对意的追求,以图案的气脉感染观者的心灵,以象外之意引起情感的共鸣。在这些朴素的思想和崇尚之下,饕餮纹饰由意生象、由象造意,循环往复,变化万千。

商代诸王年代的新推定

以天文学方法,梳理了各种武王克商之年和商代积年之说,推定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679年,商代积年共629年。利用殷墟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含有的纪年日期,推排出商代晚期诸王的元年。商末五星聚于房是真实发生的可靠记载。分析不同的太甲元年之说,确定商代早期诸王的年代。参考古文献有关商代诸王年数,复原完整的商代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