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商代铜器与二里冈商文化

江西商代铜器与二里冈商文化裴明相二十多年来，在江西省的赣江流域陆续发现了多处商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就目前的考古材料得知有赣江西岸的吴城遗址①、赣江东岸的牛头城遗址、长江南岸瑞昌境内的矿冶遗址②和新干大洋洲③、吴城正塘山、清江三桥乡墓葬④以及都昌大港乡...

浙江湖州毘山遗址商代铜器铅同位素分析

一概况中国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进入青铜时代[1],但全国各地区普遍出现青铜器是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的商代阶段[2]。商代各地青铜器的矿料产地和资源流通始终是考古学和科技史研究的重点课题。铅同位素方法为建立各地青铜器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指纹信息,在商周青铜器矿料产地和流通研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3]。

都昌县出土商代铜器

都昌县大港公社云山大队林场职工石秀忠同志于1974年3月在乌云山东麓发现一组铜器。我馆闻讯后立即进行了调查,出土有铜(南瓦)一件,铜锛四件,铜斧五件,系商代遗物。该批铜器已由我馆收藏。都昌县城滨临波阳湖畔。铜器出土地点的乌云山,是一处丘陵起伏的山区。据现场调查,这批铜器埋藏于小山岗斜坡上,因雨水冲刷,使铜(南瓦)显露于地表山路旁,石秀忠同志发现后挖取出土。现尚见坑土中有少许云雷纹、人字纹、斜方格纹等陶器碎片混杂其间。由于坑土扰乱,究系墓葬或是窖藏,尚难确定。铜(南瓦) 1件,通高48、口径25厘米。口沿壁厚,两耳直立,素面,饰弦纹,上腹深,腰紧束。与辽宁省克什克腾旗新近出土的一件造型相同,唯两耳边沿细狭,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商代青铜器纹样在现代文创产品中的应用

青铜器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的同时,其纹样也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文化内涵。将青铜器纹样应用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不仅可以传承历史文脉,弘扬传统文化,让青铜器纹样与当代人生活拉进距离,同时也丰富了现代文创设计的内容。文章根据商代青铜器纹样的介绍,分析青铜器纹样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矿料来源与古蜀三星堆在矿业贸易中的地位

含高放射性成因铅是商代青铜器的重要特征,但对其矿料来源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等收集了河南郑州商城、山西垣曲商城、湖北盘龙城、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地区)、江西新干大洋洲、河南安阳殷墟和陕北(地区)覆盖整个商代的8个遗址/地区700件出土青铜器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并与全国606个Pb—Zn、Cu、Sn多金属矿床4025件矿石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进行比对分析,探讨商代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和古蜀国在矿业贸易中的地位。研究表明:①南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陕西汉中、山西垣曲商城、河南安阳殷墟和陕北6个遗址/地区的青铜器很可能采用了含异常铅和正常铅的两类铅料;而四川三星堆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则主要采用了含异常铅的铅料。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和陕北3个遗址/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很可能采用了含异常铅和正常铅的两类铜料;而河南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山西垣曲商城、河南安阳殷墟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采用的铜料很可能以含正常铅为主,但不排除采用含异常铅铜料的可能性。②对比全国Cu、Pb—Zn、Sn及多金属矿床铅同位素资料,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料,最有可能来自四川云南交界处的MVT型Pb—Zn矿床;而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铜料,则最可能来自四川云南交界处的IOCG型Cu矿和山西中条山铜矿峪Cu矿床。(3)综合三星堆遗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兴衰时间及其与其他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的路径,推测古蜀三星堆很可能是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料及部分铜料贸易的大型中转地,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的兴盛与衰落则很可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开启与消亡有关。

合肥地区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合肥是安徽境内发现商代青铜器集中的地区之一。合肥发现商代青铜器的年代在二里岗上层晚段至殷墟时期,其器形、纹饰、铸造工艺及器物组合与合肥邻近地区商代青铜器的整体面貌相似,都受到商文化核心区青铜文化的影响。合肥地区商代青铜器的铸造地,及其矿料与皖南沿江地区铜矿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商代青铜器纹样的艺术特征分析

青铜器拥有悠久的发展历程,商代是青铜技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审美取向及宗教信仰,是承载当时社会文明与生活面貌的有效载体,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商代青铜器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造型与纹样方面,其造型古朴、雅致,具备多种实用功能。

安徽凤阳花园湖出土商代铜器

凤阳县博物馆收藏有一组商代铜器,系凤阳县公安部门2001年查缴后移交。这组铜器具体的出土地点和埋藏情况不详,仅大致得知这组铜器出土于凤阳县花园湖一带。花园湖西距县城约20公里,湖泊毗邻淮河干流,地域上涉及凤阳县东北部的枣巷、黄湾、大溪河等乡镇。这组铜器共计6件,器类有爵、觚、觯、戈、矛。现介绍如下。弦纹爵1件。出土时部分爵体遭损坏。爵流长而阔,上扬明显,尾部残,直筒状深腹,圜底,三锥形足外撇,足横截面略呈正三角形。

山西出土的商代有铭青铜器

目前所知山西地区出土的商代有铭铜器将近60件,比较重要的是灵石旌介出土的丙铭铜器,此外在山西长子、曲沃、洪洞、永和、石楼、保德等地均出土有商代铸铭铜器,铭文内容以方国、族氏名号为主,这对于研究方国或族氏的交流、迁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

柳林县在山西省西部,地处太军公路的西段,是古今要道,战国时为赵国蔺县地。高红村位于柳林县的西边,距城10余公里,在八盘山下,太军公路必经之道,离军渡只有0.5公里,地势险要(图一)。 1978年4月8日,该队社员们在村西北八亩垣上翻地时,发现了一批铜器。

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

1975年7月5日,山西省石楼县义牒公社褚家峪村社员李正金在村西上刘家茔地耕地时,在地表以下50厘米深处发现一批铜器。先出土的有人头骨和铜戈,其余随后发现。出土铜器计有: (一) 铜觚一件。高24.5、口径13.8厘米。喇叭口,高圈足。

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

对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和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阐释,由抽象化和线条化及其演进所带来的纹饰的变化,形成了商代青铜器的审美特征。就审美功能而言,青铜器纹饰包含着宗教性的内在意蕴,就形式而言,青铜器纹饰具有对称、均衡、节奏感和象征性等特征。

河北省迁安县出土两件商代铜器

1992年10月,迁安县夏官营镇马哨村农民在村南小山子商代遣址西侧取土时,于地下0.5米处发现铜鼎、簋各1件。同时出土还有陶鬲、罍。鬲为夹砂褐陶,方唇,侈口,袋足。通体绳纹;罍为夹砂灰褐陶,折肩,斜直腹,平底。可能是一座小型墓葬的随葬品。现将两件铜器介绍如下。

山东泗水发现一批商代铜器

1975年冬,在泗水县县城东南15公里的张庄公社窖堌堆的高台地上,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批铜器。公社干部闻讯后,赶到现场察看,因地层扰乱严重,已难以辩认是否出于墓葬,县文化馆随即派人前往协助,将文物收藏。这次出土的青铜器有觚、尊、爵、觶共计5件。觚 1件。喇叭口,细腰,中腰及圈足各有四条扉稜。颈部饰蕉叶纹,中腰与圈足四棱之间饰云雷纹衬地的变形饕餮纹。圈足内铸有"史母癸"三字。通高25、口径23.5、底径8.8厘米(图一,右;图二,左2)。

中牟县黄店、大庄发现商代铜器

1974年2月,河南中牟县黄店村社员张彦兴在田间劳动中,在距地面二米深处挖得完整的青铜器两件、一些破碎铜片和绳纹陶片,当即将两件完整铜器送交省博物馆。 1978年春,中牟县大庄村社员李抓妞在平整土地时也发现一些青铜器及一堆陶片。铜器中觚、爵、戈各一件,于1979年5月送交省博物馆保存。

河南省新郑县新发现的商代铜器和玉器

近几年来,新郑县文物保管所采集到一批商代铜器和玉器,这是继七十年代初发现的青铜器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对研究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现分述于下。1、玉器这次发现的玉器共5件,均为本县望京楼出土,有璋1件,戈2件,钺1件,瑗1件。

河南柘城心闷寺遗址发现商代铜器

心闷寺遗址位于柘城县西八里岗王公社孟庄村北,距县城约3公里。遗址南临洪河,北依沙河。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120米,地下有汉代、春秋和商代的文化层堆积,厚约3—4米。1981年3月,在商代冶铸基址东面不远的地方,农民耕地时出土商代铜鼎、铜野和铜觚各一件,附近没有发现人骨,推测不是墓葬的随葬品。

河南正阳县出土商代铜器

1981年,河南正阳县傅寨乡伍庄村刘楼农民刘国松同志在村外汶水古河道南翻地时,犁出铜鼎1件。他发现器物出自一土坑中,便又掘出了铜觚、爵和戈3件器物。铜器显然出自窖藏中。因爵无法修复,这里仅介绍鼎、’机.二器。鼎高立耳,深圆腹,圆底,柱足之高不及腹深。仅腹部有纹饰,云雷纹为地,上饰婴餐纹,有巨目,以六条扉棱为利齿,组成兽面。腹内壁有"癸甲"二字铭文。通高1,,口径18图一鼎及其纹饰、铭文拓片田二.解及其纹饰拓片厘米(图一)。

湖南涔澹农场发现商代铜器墓

1990年9月28日,位于湖南津市北部的涔澹农场在施工中发现了两件青铜器。闻讯后,津市市文管所会同湖南省考古所前往调查。通过对现场进行认真的分析,认为铜器出自一座墓葬中(90津涔M1),并立即对该墓进行了清理。现将清理情况简报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