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法变迁中的治理秩序

前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治理以简约治理为特征,官方介入的程度并不深。近代以来的商会法变迁显示,官方治理取代简约治理成为民间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官方介入民间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从近代以来中国商会法的变迁可以看出,官方介入民间社会既不同于前近代的简约治理,也不同于西方的规制治理,而是形成了一种以官治规则为主导,同时参酌民间规范的官治秩序。

政商新统: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实践意蕴

政府与商界较少发生法律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法律传统。近代中国商会法出现后,这一传统开始断裂。通过政府促导、组织控制、简约治理等方面的商会法实践,政府与商界发生了较多法律接触,进而演变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构成法制转型之"政商新统"。这一"政商新统",既与西方国家向工商社会分权以实现"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不同,也与古代中国行政司法视工商事务为"细故"的传统不同,而是形成了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工商法律秩序。

商会法:不只是一个“名分”

没有一部专门的行业法规,容易造成法律地位的缺失、职能不明确、人事组织关系不清、资金来源匮乏、缺乏政府支持等多种问题,＂只有长期困扰行业协会的壁垒打破之时,相关的法律条文才能受到重视。＂

反对的声音:民初商会与《商会法》之争——兼论对我国社团立法的启示

民初商会作为在商业领域中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在袁世凯政府试图支配、控制和破坏其相对自治功能时,它坚定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成功瓦解了政府的这一努力。民初商会主导的《商会法》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欲分还集:近代中国商会法的规范诠释

商会在近代中国曾被寄予承担国家向社会分权的社会自治功能的厚望,主流文献也认为它具有“法人地位”“契约自治”“民主管理”等西式民间社团的法律特征,甚至近代官方最初也有如此培育商会的愿望。然而,在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变迁之中,商会并未被成功塑造为分权“英雄”,相反,商会的集权“角色”却若隐若现、欲说还休地书写在模仿西制且不断修订的商会法规范之中。无论是权力授予,还是权利确认,抑或是政府监管,近代中国商会法留给我们的规范信息,都是“分权不足、集权有余”。在制定法上,中央集权式统制性法律制度的弱化,也并未导向社会分权式自治性法律制度的强化。这对当前我国强调社会治理创新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意义上的法制建设,不无反思价值。

试论伪满《新商会法》的颁布及其调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快沦陷。在长期的沦陷时期,日本不择手段地对哈尔滨商会的组织系统进行渗透,使哈尔滨商会在其上层领导人的把持下,充当了日本调控东北市场的工具。本文依据《滨江时报》,对《新商会法》的酝酿、条文的颁布、实施后的调整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中国历史上的《商会法》

中国历史上的《商会法》王德宽中国历史上商会的形成和运作，均有法律和章程为依据。清末始建商会的时候，清朝商部于光绪２９年（１９０３年）制定和发布了《商会简明章程》。“章程”共２６条，明确商部“以保护商业开通商情为一定之宗旨。”“在各省各埠设立商会以为众...

清末民初商会裁判制度:法律形成与特点解析

自商会创立以来,处理商事纠纷即为其重要职能之一。清末民初,商会裁判制度随着商会法律的发展与完善而逐步正式化、规范化与法制化。商会裁判制度在法律属性上应为仲裁,其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性格,是官方正式司法的辅助与补充,在实际的商事纠纷处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自治:商会法律制度的灵魂

自治是商会制度的灵魂,其贯穿于商会设立、运行和治理及退出的各个制度层面,也应该成为商会立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和制度建设的重心。未来的商会立法自然应该担当起铸造商会自治之魂的历史重任。尽管对于中国的商会制度建设来讲,不仅仅有观念的问题,还有更多利益的纠缠,但我国商会立法能否走出观念、体制的巢臼,将直接决定我国商会立法的质量和寿命。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商会法的修订及其影响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民党推行的商民运动逐步兴起与扩展,商会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修订商会法以确保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成为许多商会的强烈诉求。国民党起初采取的策略模棱两可,但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从"革命的破坏"进入"革命的建设"新阶段,对商会性质与作用的认识也有所改变,最终于1929年8月颁行新商会法,商会随之安全渡过政治危机而得以继续合法存在。此次商会法的修订不仅动因独特,而且进程复杂,商会主动参与的程度也较深。就总体而言,依照新商会法改组之后的商会,仍基本上保留了独立民间工商团体的性质。

中国近代商会法的演进与影响

清末以降,现代制度改革成为社会发展趋势。商会法作为民间社团组织法,其制定与发展演进在近代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民间立法到国家法律,为实现商会法维护商权之宗旨,全国各级商会与政府展开了权益博弈,最终实现了商会利益最大化。

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浙江民间商会发展考察

近年来在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浙江民间商会因其在获取信息和协调成员行动方面的优势而获得长足发展。与民间商会发展所仰赖的社会合法性相比当下我国民间商会发展的法律环境令人堪忧,行业协会与民间商会之间缺乏公平的竞争平台。因此,明确商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界定商会与政府的职能划分,规范商会活动及其法律责任,是创设商会发展良好法律环境的必要前提。民间商会构成中国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其实践活动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

清末民初商会裁判制度:法律形成与特点解析

自商会创立以来,处理商事纠纷即为其重要职能之一。清末民初,商会裁判制度是随着商会法律的发展与完善而逐步正式化、规范化与法制化。商会裁判制度在法律属性上应为仲裁,其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性格,是官方正式司法的辅助与补充。商会裁判的规则优化而功能强大,在实际的商事纠纷处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民间商会立法开了道口

即将出台的首部有关民间商会管理的地方行政法规，对民间商会主体资格给予了法律上的确认，这对全国性的《商会法》出台也会有借鉴作用。

对话青海省工商联常委、青海省温州商会会长温端稿: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启动《商会法》立法程序

温端稿，现任青海省工商联常委、世界杰出华人协会副理事长、青海省招商引资促进会会长、党委书记，兼任青海省温州商会会长、青海东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青海江南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商会法律制度的创立

高旭晨指出,商会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中国商会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近代意义上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与当时西方的民间商会相比较,它更具官方色彩,更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制度催化。这种制度的催化作用的成效十分显著,它相当迅速地改造、吸纳了各种形式的传统商人组织,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中国早期的商人组织的结构、形式与功能都比较单一,几为纯商人间的封闭型组织。

扶持与管制并行:晚清中国商会发展策略

西方国家商会发展体制被类型化为英美模式、大陆模式以及东方模式,其核心乃为政会关系之疏密。作为西风东渐产物的商会于20世纪伊始在晚清政府的直接推动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在大力扶持的同时,晚清政府亦通过《商会简明章程》等法律规范建立了相对较为严格的商会管制体系。扶持与管制并行的发展策略使晚清政府与商会之间形成相对较为密切的协作关系。虽然二者之间亦会因管制而生争执乃至冲突,但总体而言,晚清时期中国商会在政府有力支持下不仅增长迅速而且也在经济领域发挥出重要作用。

镇江商会历史轨迹(1903—1937)

镇江商会筹办于1903年前后,是近代中国起步最早的商会之一。镇江商会成立后很快便成长为当地一支重要的社会调控力量,在维护商人正当利益、稳定市面秩序、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乃至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192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商会法》,加强了对商会的管制,镇江商会因此而渐行渐缓。1937年镇江沦陷,镇江商会的历史篇章也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