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商办铁路公司中官商关系的影响因素透析

晚清铁路商办公司所包含的官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通过省界意识、地方实力派的把控程度、铁路外债政策一系列问题体现出来的,并存在着从趋同、互动到妥协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本质上而言对抗则是实质性内涵,妥协又一直相伴相随。商办铁路公司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的结合物,体现强烈的地方主义色彩;无法实现的经济动机和政治权势的变化最终也使商办铁路公司退出民族主义的舞台。商办铁路公司所展现的官商关系本身并不存在从合作到对抗的单向演进历程,而始终处于游移状态。

晚清商办铁路运动新论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以创设商办铁路公司为主要内容的商办铁路运动。商办铁路运动为中国民族资本增添了新的经济成分,引起了集资方式的重大改变,推动了收回利权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实业救国、民主宪政思想的传播,还培养了大量的铁路人才,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晚清的商办铁路及其结局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创建商办铁路公司的高潮。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各商办铁路公司的资金筹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内部的组织管理也相差较大,但整体上存在着缺少资金,组织管理混乱,路线规划各自为政等问题,筑路成绩普遍较差。在此情势下,清政府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

从近代企业制度的角度观清末铁路“商办”政策的失利——以商办川汉铁路公司为例

基于近代化的需求,清末中国开始了铁路建设。商办铁路借收回利权而兴起,成于实业救国之潮流,但川汉等商办铁路历经数年仍未开工建造,并在清朝最后数年的商办期间表现出种种弊端,使得商办铁路成功的希望渺茫。在资金筹集上来源的单一,资金管理上士绅化带来的混乱以及企业内部"官本位"的始终存在,最终导致铁路"商办"政策的失败,反映了清末时期政府经济职能和体制的存在问题,同时也体现了这一时期企业制度的特点。

晚清商办铁路运动新论

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以创设商办铁路公司为主要内容的商办铁路运动。商办铁路运动为中国民族资本增添了新的经济成分,引起了集资方式的重大改变,推动了收回利权运动的前进,促进了实业救国、民主宪政思想的传播,还培养了大量的铁路人才,为中国以后铁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汤寿潜“晚以铁路见贤”评析

汤寿潜既顺应时代潮流力促商办浙江铁路公司之诞生,又不负众望勇挑总理浙路之重担,同时他不仅与出卖路权的清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以卓越的奉献精神和顽强的实干精神,领导了浙路商办实践,致使浙路商办成效为晚清所有商办铁路之冠,汤寿潜无愧于"晚以铁路见贤"之称誉。

晚清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的创办及背景分析

晚清商办铁路公司纷纷创立,而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的创办却经历了废除美约、三省自办、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广东粤汉铁路风波、集股、确立商办原则,直至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么一个曲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七十二行、九大善堂、广州总商会为基础,在近代逐渐成长起来的广州绅商起到了组织领导作用,担当起主力军;广东普通民众则积极响应,踊跃集股,成为公司创办的坚强后盾;甲午后,民族危亡空前加剧,各阶层合力共进,促使中国社会全面进化,为公司创办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略论汤寿潜与浙江收回路权运动

汤寿潜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派重要代表之一，二十世纪初，在与帝国主义争夺路权、力主铁路集资自办运动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他苦心经营浙路公司，使该公司成为“商办之冠”；据理争废《苏杭甬铁路草合同》，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路权；力拒借款，与出卖路权的清政府和推行“借款筑路”反动政策的官僚进行斗争，取得沪杭甬铁路的完全商办。汤寿潜是浙江收回路权运动的领袖不仅为商办浙路立下了不配功勋，而且推动了全国商办铁路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各地的争路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