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楼宇职员职业紧张与健康结局的关系

目的探讨商务楼职员职业紧张与健康结局的关系,以期为在对楼宇职员健康促进过程中采取针对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抽取上海市静安区11个商务楼,对1 033名职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职员一般情况、工作要求和自主性(JDC)量表、一般心理状况(GHQ)量表和流调中心用抑郁(CES-D)量表,对职员的职业紧张,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资料采用等级相关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显示,JDC量表、GHQ量表和CES-D量表在该次调查中有较高的信度;调查对象高职业紧张现患率为32.33%,等级相关结果显示职业紧张与GHQ、CES-D的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分别为0.18和0.24,统计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职业紧张所致职员的心理问题风险和抑郁倾向风险分别是低职业紧张的4.6倍(OR=4.46,95%CI=2.36～8.46)和3.38倍(OR=3.38,95%CI=2.36～4.8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还显示,职业紧张是高血压和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其中工作积极型所致高血压的风险是低紧张人群的2.51倍(OR=2.51,95%CI=1.02～6.18),工作积极型所致冠心病的风险是低职业紧张人群的11.28倍之多(OR=11.28,95%CI=1.27～100.37)。结论高职业紧张不仅是导致商务楼宇职员高心理问题风险和抑郁倾向风险重要因素,也是导到高血压和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对楼宇职员进行职业健康促进要考虑职业紧张这一隐形的危险因素,应当在个体层面和组织机构层面采取相应措施,降低职业紧张水平,从而达到提高职员身心健康的目的。

楼宇职员职业紧张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

目的探讨上海市静安区商务楼职员职业紧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期为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抽取静安区11个商务楼,对1 033名职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职员一般情况、工作内容（JCQ）问卷、一般心理状况（GHQ）量表和抑郁量表（CES-D）,对职员的职业紧张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资料采用方差分析、等级相关、逐步回归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显示JCQ问卷、GHQ量表和CES-D量表在本次调查中有较高的信度;调查对象高职业紧张、心理问题倾向和抑郁倾向的现患率分别为32.33%、12.49%和57.89%。方差分析结果表明,JCQ各维度中工作要求和工作自主性得分在不同个体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等级相关结果显示,职业紧张与GHQ、CES-D的spearm an等级相关系数分别为0.18和0.24,差异有统计学性意义（P〈0.01）,社会支持与GHQ、CES-D的spearm an等级相关系数分别为-0.08和-0.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心理状况的预测变量为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要求、自主性,对抑郁状况的预测变量为年龄、工作要求和社会支持,其中以工作要求预测强度较高。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职业紧张所致职员的心理问题风险和抑郁倾向风险分别是低职业紧张的4.46倍（OR95%CI=2.36~8.46）和3.38倍（OR95%CI=2.36~4.85）,而社会支持对职员的心理问题风险和抑郁倾向风险有缓冲效应,OR值为0.61和0.44（P〈0.01）,但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受混杂因素的干扰明显。结论职业紧张受个体特征因素影响,高职业紧张,尤其高工作要求是导致高心理问题风险和抑郁倾向风险重要因素,应当在个人层面和组织机构层面采取措施,降低职业紧张水平,达到提高职员心理健康水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