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篇外互见到篇内对比——论《秦本纪》与《商君列传》的文本关系

《秦本纪》与《商君列传》间的“互见”关系具有特殊性。借助这种互见关系,司马迁实现了对秦穆公与秦孝公两位霸主在治政思想、所求之贤类型、所任能臣建树三方面的对比。司马迁在前代史料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秦史发展脉络,他不仅以“通”的眼光展示了秦的发展历史与重点阶段,而且敏锐地察觉到了从秦穆公到秦孝公所发生的历史转变。通过与秦穆公施德行仁的对比,司马迁从秦孝公处找到了秦亡的祸根,这不仅总结了秦亡的历史教训,而且以“通古今之变”的方式对汉政提出了“秦鉴”。

《商君书》源流考

兵权谋家《公孙鞅》与法家《商君》在篇数上差了两篇,其文本情况也可能有诸多差异,但其中的内容应该绝大部分是重合的,其之所以会被重复著录,可能是由于两者的版本不同。“商子”的出现可能和经、子学术的分化以及目录学中分类方法的变化有关。《商君书》也可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或唐初被重新整合。根据一些新材料,其开始缺佚的时间推定为韩愈之后的唐代后期。后来虽然发现了一些似乎是佚文的语句,但它们属于误引的可能性较大。

《商君书》吏治思想初探

《商君书》成书时间大约在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前251年)的晚年。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但其内容基本符合商鞅的思想实质,是一部以记述商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为基本内容的重要著作,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这里只是就一个侧面即吏治思想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商君学说流变初探

商君学说的流变轨迹史载不明,就其可考见者来说,《商君书》的作者可勉强视为一个"商鞅学派",继承和发挥了商鞅的学说,也显示出融合各家思想的迹象;申子、慎到的学说虽与商君有相通处,但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齐法家及韩非、李斯之流,其学另有所自,但也与商君学说有明显的因袭关系;《墨子.备城门》等篇的一些内容与《商君书》中的兵学著作高度契合,当是商君兵法的遗留;尸佼与尉缭史载"为商君学",传世《尸子》与《尉缭子》确与商君学说相关,但也杂有其他各家的思想。

《商君书》追加式反复述略

本书对《商君书》中的追加式反复辞式进行了穷尽性考察，对其结构模式、内部逻辑关系、修辞意义及运用特色进行了分析阐述，得出了较为中肯的结论。

法治主义与权术主义——《商君书》和《韩非子》的比较分析

读了《商君书》,又读《韩非子》,觉得有两个问题先应该明确一下:一是《商君书》核心在“法”,通过法治而富国强兵,《韩非子》核心在“术”,通过权术来巩固君权;二是两本书都是为君王谋划,倡议通过“法”或“术”督察臣吏去管理百姓.此两点是理解这两本书的关键,下文以此为基点试作比较分析.

公孙鞅为变法图强而献身——重读《史记·商君列传》

公孙鞅(商鞅)是战国中期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38年,公孙鞅在秦国主持变法运动。这是战国时期的一件头等大事。从《史记·商君列传》里可以看出:公孙鞅怀有使所在国实行变法达到富强的理想.在变法运动中能够不顾自身的安危,表现出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坚强无畏的精神。西汉刘向说过:“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刘向:《新序》)这样评说,是有根据的。公孙鞅是卫国破落贵族.从小就开始钻研法家学说,成年后对法家学说有独创性的发展。他任魏相公叔痤的庶子,年仅二十余岁就表现出卓越的才能,深受公叔痤的器重。

《商君书》中的农战政策及民风塑造

本文从利益一致的角度解析了《商君书》,认为战国时,秦国的统治者所采用的赏刑政策及执行它时的度的把握,是形成秦人尚武进取精神的重要原因,最终成为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不可忽视精神因素。

“商君死,秦法未败”的原因与启示

韩非在论及商鞅变法时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此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众所周知,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商鞅即被秦惠文王驷所杀,但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所制定的法令政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经惠文王、武王、昭王等,封建制在秦国继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故能“四世有胜”

《商君书》: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

研究商鞅变法的必备之书《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是先秦法家学派的重要典籍,主要阐述了商鞅及其学派的政治思想与军事思想,也涉及秦国的一些政治、军事制度。商鞅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本是卫国公子的儿子,姓公孙,名鞅。后因他率秦国军队打败了魏国。

别了,商君!—读《商君书》札记

1 从现代文明的立场来看,儒家应该批判（上期我们已经批过了）,法家更应该批判,对法家的批判就从商鞅开始。 2 法家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道家,《老子》的论述中有一些关于统治技术的内容,被后来的法家学者,如韩非所接受了,道法一体!

商君之殇——商鞅纪念地行走手记

1 商鞅,本名公孙鞅,卫国没落贵族,又名卫鞅,后在秦国受到重用,实行强国之法,得到商地的封地,故后世称之为商鞅。商鞅的母国卫国,其国都为帝丘,即今天的河南濮阳市,春秋战国时期,此地人才辈出,除商鞅外,还有著名军事家吴起,商人、思想家和政治家吕不韦,著名刺客荆轲等等。不过可惜的是,这些人才在本国都没有受到重用,反而是在他国成就了一番事业。也有一些别国人才到了卫国,但下场并不好，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路，曾在卫国做官，但最后在宫廷内斗中殉难，濮阳至今尚有子路祠纪念他。

商君書·農戰（節選）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

鹖冠子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及理论渊源

鹗冠子的理想政治和时局有密切的关系,他对一些大国不能得志于天下,深感痛惜。他深思败亡之由,并藉此提出自己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其家族以“制邑理都”、“啬万物”、“与天地总”、“素皇内帝”等统治方法来统治,结果能统治天下一万八千年。这一理论主要受管子军政改革、《周礼》治官治民、选贤与能、《商君书》等法家严刑峻法等思想所影响。这种理想政治的实施,会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四夷宾服。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扣之”之我见

长期以来,人们对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这句话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这句话与‘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西门豹之言,《商君列传》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意思大致相同,不必深求”(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7页)。具体解释为。

商鞅改革秦国土地制之我见

为了进一步打击秦国奴隶主宗室贵族,彻底铲除使秦国贫弱落后的腐朽势力,全面推行“农战”方针,商鞅在改革政治制度的间时,大刀阔斧地在秦国进行了一场土地制度的改革.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政治改革的成果,又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所以,对秦国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试图对商鞅如何改革秦国土地制度和改革后秦国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管见.

道统、儒家与宪法秩序

当舜、禹禅国之际,皋陶诫命于禹曰"修思永"。此为政治生命体之永恒意识的初次记载。凡立国者、立宪者、治国者,均冀望于其宪法秩序之稳定性乃至永恒性。具有此种品性之宪法秩序,亦为邦国最重要之共同福利。然而,宪法秩序何以稳定而永恒?

中国古代法文化中的警示观点

在悠悠四千多年的法文化中,记载了古圣先贤对于法的价值、法的功能、法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如何发挥法的治世之具的作用等等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其中,以先秦儒法二家最具代表性。其用语的概括、观点的犀利、鞭辟入微的分析,显示他们的睿智和使命感,今天读来深感许多观点不仅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性,而且还具有警世恒言的价值。

重农限商与重农抑商——对商鞅和汉武帝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剖析

重农抑商政策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手段。研究它,可以加深对封建社会的了解,也是解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谜的钥匙之一。战国秦汉时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商鞅和汉武帝,本文仅就此,略陈管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