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作冊”析辨——兼论周人对殷商遗留职官文化的改造

传世文献中“作册”记录少见,但在商周出土材料中用例较丰富。“作册”一词的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有较为明确的历时变化,殷商到西周早期,几乎均是“作册+名”的形式,自西周中期起出现了“作册内史”“作册尹”,多指册命仪式中的宣命史官。西周金文中,“作册”发展出两个义项:遗存的殷商职名和西周职名的组成部分。殷商职名“作册”在西周时代,经历了遗存、衰落、隐没的过程,反映了周人对殷商职官文化的改造取代。商周铭文中“作册”相关称谓形式和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作册”词语内涵转变发展的体现,究其原因,与西周政权针对殷遗贵族的怀柔统治政策,特别是对于殷商职官文化的转化策略有关。

先秦文艺批评忧患意识成因的探寻

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色彩，它与远古时代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相关。这种忧患意识并不仅仅来源于《周易》与先秦儒家，而是溯自远古时代生民艰难的生存环境以及由此造成的原始思维方式。迄至夏商周奴隶社会，维系社会与王朝更迭的是道德的反思与政治的选择，故王国维关于周代制度典礼皆为道德而设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在忧患意识与道德批评高于一切的年代，文艺批评自然而然地染上了这种泛道德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