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述评

2006年日本通过了修改证券交易法的两项重要法律,将证券交易法更名为《金融商品交易法》。金融商品交易法为证券投资者提供了总括、横断性的保护,构筑了结构灵活、公正透明的法制框架,加强了对不公正交易行为的惩罚力度。考察日本这次修法过程和内容,可以为我国金融法制的建设与完善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制定《商品交易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的前提是必须为竞争主体制定完善的规则，并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对市场交换进行宏观调控，法律的作用突出地显现出来。因此，要发展大商业促进大流通，必须完善商品交易法。一、在商品交易法的制定上，面临着两个重大的问题。１．从经济角度看，流通是一...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新近修改及启示

2006年,日本修改《证券交易法》,更名为《金融商品交易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频繁修订该法。2013年6月12日,日本国会通过'金融商品交易法等部分修正法律案',再次大规模修法,希望借此提高本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解决金融危机给其金融市场造成的各种问题,如公募增资中的内幕交易问题、投资顾问公司资产运营和监管问题等。修改内容主要包括:强化增资中内幕交易规制、完善金融机构有序破产处理制度、修改银行等表决权保有规制以及修改投资信托·投资法人制度等。考察日本金融市场法制近年修改的背景、内容以及最新发展动向,以期为我国金融法制的完善提供些许启示。

中国版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理论体系和立法框架

中国版的金融商品交易法是建设中国'大金融'产业的必然和历史选择,同时也是世界金融立法的比较法的结晶。比较日本版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就金融立法法案名称、立法路线图和法律结构进行探讨,对建构中国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理论体系和立法路径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中国版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将会引导中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并对建立统合的规制体系和健全而公正的金融市场具有良好的积极的作用。

法益视角下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的规范构造

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罪的主体范围尚不清晰,现行法上数量繁多的规范采用了不同的主体识别标准,造成了实务中法律适用的难题。关于如何重构该罪主体的范围,当前我国学界存在"知悉"标准与"信义"标准之争,但实质依旧未摆脱美国的模式。因中美两国法律传统的差异,美国诸多理论并不适合我国的司法实务。应当从我国犯罪论体系出发,从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客体)角度划定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的外延。同时,应选择性地借鉴同样以法益视角划定主体范围的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立法经验,尝试对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罪的主体范围进行规范重构。

日本应对高频交易的规制及启示

日本高频交易起步很晚,但近年发展较快。为应对信息技术进步对日本金融及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健全高频交易制度规范,2017年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即引入高频交易规制。从具体内容看,日本版高频交易规制主要从强制登记制度、风险业务管理规制、强化监管等方面强化对高频交易行为的管制,以期减少高频交易负面影响。我国在构建高频交易规则时,可借鉴日本版高频交易规制,与我国高频交易情况相适的相应规制,包括高频交易行为人登记制度、风险业务管理体制,并强化对高频交易监管。

日本证券法制规制对象的演进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证券法研究领域的许多问题需以证券概念的界定作为分析论证的出发点。各国证券法上证券的范围不断扩大,其内涵也日益丰富。历经近六十年的日本《证券交易法》于2006年更名为《金融商品交易法》,其规制对象也随之扩大。金融商品交易法承继了原证券交易法中的有价证券概念,同时将《金融期货交易法》中的期货等衍生品整合到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另外通过政令等增加了证券种类。日本证券法制规制对象的演进可以为我国证券法完善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

日本证券法制规制对象的演进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证券法研究领域的许多问题需以证券概念的界定作为分析论证的出发点。历经近六十年的日本《证券交易法》于2006年更名为《金融商品交易法》,该法的规制对象也随之扩大。金融商品交易法承继了原证券交易法中的有价证券概念,同时将《金融期货交易法》中的期货等衍生品整合到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另外通过政令等增加了证券种类。考察日本证券法制规制对象的演进可以为我国证券法的完善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

日本金商法对面向专业投资者市场的规制

为了应对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日本金融厅提出了"金融、资本市场竞争力强化计划"。为了将此金融政策上升为法律,2008年3月4日,日本金融厅向国会提交了《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草案,对2006年刚刚修订的证券交易法并更名为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相关金融法制进行修改,2008年6月6日,国会通过《部分修改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法律案》。该法案为创设面向专业投资者的市场提供了法律依据,东京证券交易所据此与伦敦证券交易所合作开设了TOKYO AIM市场,其相关的市场运作方式与法律框架对我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对欧盟金融商品投资者区分制度的借鉴与发展

原来证券法制不区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对其一体保护的做法,越来越不适应放松证券市场管制和加强投资者保护的趋势。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首先导入投资者区分制度,将投资者分为专业顾客、零售顾客和适格对方手,对不同投资者适用不同的行为规制。日本在2006年《证券交易法》修改时参考欧盟的相关规定,也导入了该项制度并有所发展。

日本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经验与借鉴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实施后,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规定更加清晰明确。日本通过对股份公司向50名以上的一般投资者发行或转让股票且金额超过1亿日元的行为,以及最近5年内达到资本金5亿日元及1000名以上股东人数的公司纳入监管等规定,来实施对1000家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日本的相关做法对我国探索建立非上市公众公司适度监管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证券虚假陈述中因果关系认定与损害赔偿数额计算的日本模式——以东芝案为例

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与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是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我国法制度中的基本立场是严格区分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力求精确计算损害赔偿数额。但是由于虚假陈述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从结果上来说事实上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日本法从理念上与我国存在巨大不同,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具体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上大量采用了推定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牺牲了精确性、提高了制度的效率。发生在2015年的东芝虚假陈述案是日本近年来发生的一起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2022年3月福冈地方法院对东芝公司虚假陈述案做出的判决非常立体地呈现出日本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的立法理念与具体的法制度,为我国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相关问题的处理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金融机构利益相反交易的法律规制——日本的制度改革和理念变迁

一、序言随着金融集团业务的多样化和国际化,金融机构在提供更多服务的同时,其所面临的利益相反风险也正大幅增加。特别是在金融集团内部的银行部门与证券部门之间,可能滋生金融机构滥用优越地位等各类利益相反行为。

集合投资计划的法律规制研究

近年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在积极推出各类集合理财产品。对同一类金融商品统一规制,统一立法,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风险进行明确划分和分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防范金融风险,是我国的当务之急。2006年日本将《证券交易法》改组为《金融商品交易法》。《金融商品交易法》在大幅度扩大适用对象范围的同时,导入了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对于近年来在日本出现的各类依据合同的各类投资基金予以法律规制。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日本的做法,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对于资本市场上的各类合伙形式的基金加以横向全面的监管,以达到无缝隙保护投资者的目的,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

投资型众筹平台监管的日本模式及启示

日本2014年5月修改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引入投资型众筹制度,并通过内阁府令对投资型众筹平台在设立、运营方面进行了规范。在投资型众筹平台的设立上,日本参照金融商品交易业者对平台法律地位进行界定,在平台设立上,我国为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大力鼓励包括股权众筹在内的多种融资方式。但立法对股权众筹规范的缺失,导致现实中股权众筹平台杂乱无序,也无法有效保障投资者权益。值我国《证券法》修改之际,应明确股权众筹的法律地位,并以信息公开和融资小额便捷为原则,构建符合我国现实需要的股权众筹制度。

戈恩和日式管理:贡献与冲突

2019年12月末,沉浸在辞旧迎新气氛中的日本列岛被一条速报震惊了:保释期间中的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已经逃离日本、到达黎巴嫩!13个月前的2018年11月,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以下简称东京特搜部)以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理由突然逮捕了刚从海外回到东京成田机场的戈恩,也曾轰动一时。这次戈恩居然铤而走险选择逃离,其戏剧性的过程和复杂的背景再次引发世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