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亲密: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

秀场直播已然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中规模庞大的一部分。通过对抖音直播为期7个月的田野调查,将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放置在更为整合性的技术/非技术的环境之中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从界面配置看,直播APP通过亲密度、礼物和主播之间的PK形塑了主播与观众之间高度商品化、性别化的亲密关系;从主播对观众的情感策略看,通过对"一对多"亲友式关系的"招待"和"一对一"暧昧式关系的"推拉"实现了对观众亲密距离的掌控;而在直播观众看来,他们与主播之间更像是一段靠礼物"租续"、排遣寂寞的暧昧游戏。这种被物化的亲密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女主播这一行业高度的不稳定性。

情系云端:数字时代虚拟恋人的亲密关系及其不稳定性

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情感服务之一,虚拟恋人通过制造幻想、引导打赏和因财而异三种行动策略,将亲密关系转化为情感商品售卖给客户,与客户缔结具有时间限制的“拟真亲密关系”。与传统亲密关系相比,“拟真亲密关系”呈现出交易性、虚拟性、不稳定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消费者与虚拟恋人出于双方的利益进入这场角色扮演游戏,通过互联网以虚拟在场的方式实现了情感的缔结,但虚拟恋人信奉的“金钱至上”和“情随钱断”原则,使这种被制造的亲密关系始终带有“人造”痕迹,虽然能够短暂弥补消费者的情感缺失,但始终无法完全替代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亲密关系。对于虚拟恋人服务,相关部门需要关注其对从业者、消费者等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需要加强监管和规范化管理,引导消费者树立理性和健康的价值观,还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建设更多社会支持网络以化解群体性孤独现象。

以休闲之名:“相亲剧本杀”中的青年择偶实践

在情感消费视角下对时下流行的“相亲剧本杀”活动进行考察发现,该消费实践呈现出“自目的性”的特征,身份虚拟的游戏形式和沉浸体验使青年暂时性地从现实情境中抽离,相似的择偶困境激发参与者彼此的情感共振,为参与者带来积极的情感体验。然而,由于青年人“兴趣投”与“经济婚”并存的择偶需求,以及“加速识”与“安全爱”拉扯的择偶焦虑,导致活动中的短暂欢愉和浅层情感联结难以发展为长远稳定的亲密关系,活动的相亲成功率并不高。

手机游戏消费与亲密关系建构——以《恋与制作人》为例

游戏塑造了一个双重的休闲空间。在虚拟游戏文本中,存在着大量消费、购物和休闲的相互结合,呈现出多种休闲消费场景和活动。游戏的人物设置反映了传统权力精英向消费型偶像的转化;游戏的情节设置反映了围绕消费行为所建构起来的虚拟角色和虚拟角色之间的亲密关系;玩家消费行为设置反映了游戏玩家与虚拟角色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建构在消费行为的基础上。然而,伴随着超常的虚拟货币消费,玩家也发展出抵制消费主义的能动性。

直播经济中的准社会交往机制——来自斗鱼平台的经验证据

网络直播作为另类经济模式何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文章基于准社会交往理论,探索了秀场直播的社群互动机制。文章通过采集斗鱼平台的直播数据,发现主播与观众的商品化亲密关系越强,其揽获的直播打赏收入越高。这说明两者之间的情感互动是促成打赏的重要原因。文章进一步通过门槛回归模型识别了竞争式打赏和跟随式打赏两种互动模式。研究发现,头部观众打赏额的增加在竞争模式下挤出了非头部观众打赏,抑制了主播收入的提升;在跟随模式下则带动了非头部观众打赏,促进了主播收入的提升。此外,主播的个人信息披露在竞争模式下有助于提升打赏收入,在跟随模式下则相反。其可能的解释是,前者强化了社群互动而激发打赏,后者则削弱了头部观众的信息优势而弱化打赏。文章的研究解释了直播打赏的社会化理论逻辑,揭示出直播经济的运行规律在于准社会交往机制,这对于完善数字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虚拟男友:数字化时代的男性情感劳动与女性情感消费

本文将虚拟男友服务作为一种数字化时代的亲密关系情感商品,通过虚拟民族志的方法考察其中的亲密关系生产过程及其在性别视角下的独特现实意义。虚拟男友以数字化的平台、身体和情感为基础进行情感劳动和亲密劳动,最终生产出一种以虚拟性兼顾情感属性与商品属性的亲密关系。在此过程中,虚拟男友的劳动困境体现了情感劳动被视为一种女性化的劳动而遭受的贬值与污名,但其中的男性情感劳动与女性情感消费也喻示着打破性别分化的可能,尤其是女性通过消费赋权的主体性改变了亲密关系性别脚本中的客体性地位,进而塑造出新的两性性别气质与亲密关系体验。因此,虚拟男友服务的背后是亲密关系的商品化、数字化、流动化等变迁,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