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分化与商团事件

尽管商团事件发生的基本原因是兵匪肆虐及捐税苛重,但由世界革命所催生的阶级分化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工农与商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经济冲突,既是商团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也在事件的某些环节起了关键作用。商团事件具备现代阶级斗争的一切特征,也可以说,它是中国现代阶级大搏斗的起点。事件表明,中国的“合力革命”更多只是一种理论预设,刚一开始即成为“阶级革命”之开端。

商团事件后广东商团社会职能的消解与更替

商团事件后,广州商团被没收团产、罚款、缴械和解散。周边商团因有附乱行为,亦被惩处。部分商团顺从政令,也有投机规避,甚至武力反抗者,商团事件之善后因此并不顺利。广州商团的解散使广东商团和广州商人失去领导核心,军匪乘机大肆祸害商场。为保卫商人并维护商场稳定,广州商人组建市商团、市民团和保商队等商人自卫组织,然皆遭挫折。商团解散造成的社会治安职能空缺,主要由滇军主持设置的军警联合督察处及公安局填补,地方救济与救火事务则由商人协同其他团体和政府共同负责。广州商人虽然缺少商团这一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聚合中心,但仍以其雄厚实力与既有经验,在地方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

范石生与“商团事件”论稿

1924年8—10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挑战，这就是“商团事件”。范石生是这一事件的当事人，过去一些研究资料认为他在其中与商团勾结，是反对孙中山解散商团和武力制止罢市的主要人物，采取了全面否定的简单评价。本文通过对在德阳新发现的孙中山先生佚文及相关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在商团事件中，范石生、胡汉民等并非是孙中山的对立面，并非始终反对武力解决“商团事件”，更谈不上与商团“勾结”反对孙中山。总之，范石生将军在“商团事件”中的表现不应该被全盘否定。

关于孙中山与商团事件的两个问题辨析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商团事件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它们的视角涵盖事件发生的背景、商人群体、广东政府、国民党、共产国际、中共、广州工人、英国政府、港英当局与商团事件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尽管如此，仍有两个基本问题值得探讨：第一，商团事件后期，孙中山有没有秘密返回广州部署镇压商团行动。大部分学者对此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论“商团事件”中的范石生

(一) 1924年8—10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挑战,这就是“商团事件”。广州商团原是广州商界的武装自卫组织,主持者为买办、买办化商人或封建性浓厚之大商人。当孙中山的革命方针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时,商团出于对联俄、联共政策及工农运动兴起的恐惧和仇视,决心冒险与革命政府对抗。为扩大商团军,商团总长陈廉伯向外国订购了近万枝枪。当这批军火于8月10日由挪威货轮运抵珠江口时,被孙中山下令扣留。于是,以“扣械”为契机,发生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商团事变。

孙中山的反帝斗争策略——以关余、商团事件为中心

1923、1924年，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东政府进行了争取关余、平息商团叛乱的斗争。这两大斗争，都把矛头指向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在中国的代言人。我国学术界主要研究商团事件与孙中山的关系，对关余问题研究甚少。而且这些研究侧重于国内问题，甚少涉及与列强关系。这两火斗争既然是一次反帝斗争，则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如何与列强作斗争，列强又如何对待这次斗争，应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大陆学界对广州商团事件的研究综述

发生在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在历史上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因之在一段时期内此课题研究被学界所忽略。从1956年起,大陆学者从多个方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学界对商团事件的认识从对革命语境下的武装叛乱的简单化定性,发展到对国家权力真空与市民政治理念成长的关系、中国革命方式的转变乃至苏俄运作中国革命的国际因素的深层次思考。从对该事件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民国史的研究呈现出更多的新特点。

试述中山舰事件前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

在苏俄急于策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鲍罗廷被俄共(布)派往中国,出任国民党政治顾问。蒋介石虽然对苏俄并无好感,但在现实面前,他以“左”派面貌示人,由此取得鲍罗廷的信任。鲍罗廷欣赏蒋介石,在黄埔建军、应对“商团事件”、处置“廖案”风波等多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对其给予支持,蒋介石由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然而,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蒋介石关系恶化,鲍罗廷成为南京政府第一号通缉犯,这显然是鲍罗廷初到中国时始料未及的。

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

商团事件发生后 ,莫斯科通过在国际上发动“不许干涉中国”运动 ,鲍罗廷及中共通过具体实施“楔子”战术并在广东“引入”阶级斗争 ,成功地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 ,最终镇压了广东商团 ,从而使商团事件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莫斯科力图转变世界革命战略并在远东引发革命新风暴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革命激进思潮 ,对事件本身及其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蔡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中“老头子”考辨--兼论陈独秀对1924年商团事件的态度

蔡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一文中两次出现"老头子"一词,一些文献集注释其指陈独秀,然而经过对蔡和森文章的解读与陈独秀当时关于商团事件的态度分析,"老头子"并非指陈独秀,而应是指孙中山。从文章内容来看,"老头子"一面与军阀、国民党右派关系密切,另一面又与军阀、国民党右派不是同一性质的人。从当时国共合作时国共两党主要领导者的年龄、革命资历且兼有这两个特征来看,这只能是孙中山。此外,陈独秀与蔡和森对国民党右派、军阀、商团及孙中山北伐态度是一致的,都是坚决予以反对与批评,不存在被军阀与右派当作商品出卖,并且去"打前敌当炮火"的可能。

商团事件九十祭

广州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埠。明清两代的十三行、七十二行商总商会、九大善堂、广东自治会等等，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商人组织。广东商人和海外华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曾经是孙文反清革命的有力支持者。凡商业发达的地方，市民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广州的市民阶层，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平定商团事变: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公开反对

1924年8月至10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挑战．这就是“商团事件”。广州商团原是广州商界的武装自卫组织．主持者为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买办、买办化商人或封建性浓厚的大商人。当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方针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时，商团出于对联俄、联共政策及工农运动兴起的恐惧和仇视．决心冒险与革命政府对抗。

对胡汉民两组信函的研究

胡汉民(1879—1936年),字展堂,是同盟会的筹建人之一。在孙中山所领导的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及其以后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胡汉民深受孙中山的器用,多次担任党内和政府内的重要职务。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纠集国民党右派,企图改变孙中山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成为国民党内右派的代表人物。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过去的一些研究论著中多采取否定的评价。但是,历史是复杂的,早期的左派。

孙中山与近代广东研究综述

广东是孙中山的家乡，他在此生活、学习，发动反清起义，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民国建立，广东又成为他从事捍卫共和、寻求中华民国新生的政治活动主要舞台；他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与南北军阀的强权政治抗争。广东，是他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根据地、推行三民主义的试验...

孙中山给廖仲恺六封信质疑

近二年来笔者为编纂《孙中山集外集》,广泛查阅了各种有关孙中山文献史料,其间有1986版《孙中山先生墨迹》(河北人民出版社)第34—36页载有孙中山给廖仲恺六封信,这是1924年平定商团事件的手迹。其中除1924年8月9日一函外,其余五函9月2日、9月3日、10月11日、10月22日、11月21日,笔者以为《孙中山全集》未收,拟编入《集外集》。后来发觉此六函手迹,却与孙中山致蒋介石六封信手迹内容和字体完全相同,不同的是日期有异,有二函日期与孙中山致蒋函却超前一个月时间,甚至有二函日期推迟一个月或二个月时间,将函中所述情况竞与当时历史事实严重脱节,不相符合,似有可疑。兹特举例于后,以与史学家商榷。

论孙中山与二次北伐─—兼对有关问题提出商榷

论孙中山与二次北伐─—兼对有关问题提出商榷敖光旭正值商团事件期间，江浙战争爆发，随即引发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孙中山迅即举兵北伐，９月１３日移营韶关，１８日发表北伐宣言，“北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①。９月中旬以前，集中...

对孙中山一封信函日期的考辨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93页载有一封孙中山先生为平定商团叛乱给当时驻粵滇军将领廖行超的复函,未署日期。编者根据相关信函内容,判定此信函时间为1924年10月11日至14日间。文章认为这一考订并不确切,信函日期应当是1924年10月14日。此信函日期的确定,有助于对驻粵滇军在这一事件中态度变化的了解。

“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

存在于1911—1924年间的广东商团,堪称近代中国社会之特殊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陈廉伯1919年执掌粤省商团后,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广东商团亦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愈演愈烈的官商磨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及全省联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国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同样显现于粤省。

论孙中山在1924下半年的是是非非

论孙中山在１９２４下半年的是是非非敖光旭对于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来说，１９２４下半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多事之秋：８月１０日开始的“扣械潮”即商团事件如惊涛骇浪狂啸两月不止，其间沙面“新警律”又激风潮；９月初，江浙战争鸣鼓开战，随即直奉大战狼烟再起；１０...

孙中山对日态度再认识

第三次广东政府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试图就广东政府之成立、致犬养毅书、关余、商团事件等几个问题,探讨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及日本的对孙政策,进而考察1919年前后孙中山的对日态度是否发生根本性转交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以1919年为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1919年之前,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期待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支持和援助,对日本没有进行深刻的批判,而1919年之后,他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抛弃了对日的幻想,并抨击日本的对华政策,其对日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