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云南地区出现过商屯吗?——《明史·食货志》“商屯说”纠谬

商屯是明代推行盐法开中时派生出的一种经济形式。明代的云南地区普遍存在商屯的观点已成人们一致的共识。但翻检史籍发现,“云南商屯说”是错误的,明代云南地区没有出现过商屯,之所以有明代云南地区“商屯说”的产生,缘于《明史.食货志》中将“商屯”与“开中”混为一谈,误导了后人。

《明史》商屯臆想补论

《明史·食货志》将明前期开中法等同于商屯的主张,影响深远,但究其根据,实是未做任何直接论证的臆想。洪永年间,开中法在九边未曾持续稳定展开,且禁止收购本地粮食用于开中,盐业资源亦未尝全部用于九边开中,商屯土地产权也无保障。尽管宣德正统以后开中全面展开,但九边军事—经济社会名义上国有,实际上边将和权贵私自占有。在盐粮开中的刺激下,无法为外来客商发展商屯提供必要条件,反而为边将和权贵私役军士开垦土地提供了强大激励。

明清“军屯”、“商屯”与黔东南“苗疆”农业发展考述

云贵高原东南部,地势崎岖,交通阻塞,在明代以前,这里仍然是一块"语言不同,不知礼仪"的"蛮荒"之地,这就是黔东南"苗疆"。这里主要是世居的苗族、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几乎没有汉族人深入。农业生产极为落后,农作物品种单一,耕地面积狭小,耕作技术水平低下,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低。自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代雍正以来,朝廷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首先,鄂尔泰、张广泗等以武力征服,设置新疆六厅,接着大规模推行"军屯"、"商屯"制度,使中原地区大批的汉族人口以"军屯"、"商屯"的形式在这里定居下来。汉族人口的大规模迁入及其对农业文明的传播,黔东南"苗疆"的农业耕地空前扩大,铁制农具普遍推广,灌溉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农作物新品种大量引进,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增加。可以说:"军屯"、"商屯"制度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跨越式发展。

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研究

乾隆中叶,清朝统一新疆。为了活跃新疆经济,清朝采取鼓励内地商民出关贸易的政策,大批内地商民纷纷携资入疆。乌鲁木齐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使商屯最早在此得到开展,且发展有一定的规模。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的开展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乌鲁木齐到清末发展为新疆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明初商屯的经营性质

在明代的社会经济中，出现过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商屯。明初的商屯是由盐商所经营的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它是与明代的食盐开中制，即中盐制相伴随而出现的。开中制的实质是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封建国家换取盐的专卖权。自明初至弘治一百四、五十年间，明政府曾长期实行“...

清乾隆时期巴里坤商屯研究

巴里坤地处古丝绸之路北道的重镇,是商人首先汇聚的地区之一,清乾隆时期商屯也率先在此地得到开展。作为清代新疆屯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屯不仅对清廷稳定和恢复新疆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当地城镇经济的兴起亦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明代云南“商屯”刍议

明代云南是否存在商屯,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依据,迄今尚未达成共识;通过对明代云南"开中"的施行探析,既不认同明代"开中"就等于商屯,也不认同明代云南实无商屯;其实,明代云南"商屯"只是缺少深入地析论,兹试议之。

试述明代商屯的变迁

在现今有关明代屯田的著述中，提到商屯的甚多，但对其做进一步分析的则甚少。大多是因为商屯与盐法开中制关系密切，所以关于明代商屯的研究多是将其附属于盐业史范畴，而对它的专门研究反而较为薄弱。笔者认为，明代商屯的兴衰缘由，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通过这种分析，或许我们能够更加明了明代商屯的变迁轨迹及其影响。本文即试图在这一方面作一粗浅的尝试。

清代新疆商屯研究

清代新疆商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乾隆二十六年至道光八年(1761～1828年),这一时期由于各种社会因素,商屯主要集中在天山北部的巴里坤、乌鲁木齐及所属州县及伊犁一带。第二个阶段从道光八年至同治二年(1828～1863年)。这一时期由于南疆政局的需要,商屯在南疆也逐步开展,但规模不大。到了清末,战乱多发,社会动荡,新疆的社会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商屯这一屯田形式也逐渐衰落。

明代西南地区“商屯说”质疑

在西南地方史研究中,明代的商屯常为人们提及,但却无明确的事实依据。该地区究竟有无商屯存在?本文通过对明代北方地区商屯的产生及特点、开中法在西南地区的施行和当时有关条件的比较研究,对此得出否定性结论,并就西南地区“商屯说”的产生由来作出了判断和分析。

会馆与贵阳移民文化

贵阳在明清时期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外来移民,或以军屯、民屯、商屯,或以仕宦、谪成、充军、谋生、贸易、逃难等方式迁移,使贵阳成为一座“移民城市”。明郭子章《黔记》曰:贵阳军民府“郡人多自中州迁来,服食器用、节序礼仪一如中土”;贵州宣慰使司也是“本司隶籍人民多来自中州,风声气习一如中华”。

明清时期内地商人在云南的经济活动

本文认为,明清两代到云南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主要有江西、浙江、湖广、山陕、安徽、闽粤、四川、贵州等地的商人。他们在云南所从事的主要是开中和商屯、商业贸易、高利贷、投资矿业等经济活动。这些活动直接促进了云南农业、矿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崛起的云南商业资本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云南社会性质的质变。

明代移民政策及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响

明代以军屯、民屯、商屯方式将大量内地人口移居边疆民族地区，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明代前期封建官府统制下的盐业

明代前期的盐业,包括盐的生产和盐的运销都置于封建官府的全面统制之下,推行一种官督灶产、招商开中、定区运销的制度。这一制度诚然有利于封建官府,但却不利于盐的生产、运销过程的正常衔接,有碍于灶户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不便于盐商的商业经营。旧史者站在封建官府的立场上,对于这一时期的盐业与盐法偏多褒美之词,这是需要重新认识的。 一 明代的盐政管理机构 盐业成为封建官府严密统制的特殊经济部门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 文献记载表明,远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已开始垄断盐利,以此称霸诸侯,吴王濞踵起效尤,酿成七国之乱。

试评明代叶淇的盐法改革

叶淇是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被明孝宗朱祐樘任命的户部尚书,在任职期中,他对明代盐法的开中制度进行了改革,历来史家都认为他的改革导致了明代商屯制度的破坏,影响了国力。这种看法实属片面。本文打算从成化、弘治时期盐业经济的发展情况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教于史学界。 一、成化、弘治时期的盐业经济 实行盐业专利征收盐课是古代历代统治者的政策,因为这笔收入是国家重要财源之一。朱元璋沿袭宋元成法。

明代大名府官民田土考

明代土地人体上可分成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明史·食货志》说:“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皂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产兼)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官田入各级政府土地赋役册籍的主要是庄田,屯田等等之外的一般没官、入官田地。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江南,尤其是苏松地区。这是因为,明初封建王朝在这些地方不仅接收了宋元等朝大量的官田,而且还新没收了同明太祖敌对的封建割据头目以及豪强富户的田地。在北方,一般的情况是官田寥寥,惟有北直隶的大名府,据正德《明会典》之记载,官田却高得出奇,有五百十七万亩之多,竟占了当时全府在册田土百分之九十九·五一。这不仅在北方是绝无仅有,而且也超过了江南官田问题最严重的松江府而雄距全国之首。对此,历来有不少研究者甚感疑惑,认为很难凭信,但又苦于找不到适当的理由解释,以致成为明代土地制度研究中的一个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些考证和分析,解开这个悬而未决的疑窦。 大名府官田畸重,最早系出自正德《明会典》的记载。据该书弘治十五年全国分区官民田土数。

明代的盐法变革与商人资本

明代中叶以降,我国的盐法制度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表现为开中制度的崩坏,商屯的撤废,商、灶间直接产销关系的建立等,伴随着这一变革,开中商人传统的报中、守支、市易三大职能发生了明确的分工,分化为边商、内商、水商三个独立的商种,其中边商日渐消亡,内商势力日益壮大,水商则成为内商的附庸。其具体演变过程可图示如下:

略谈明初的盐政与边政

盐政与边政，这是封建国家政治中的两件大事。盐政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国计之虚实，宗社之安危”，而边政同样是关系到社稷之安危的大事。明初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把着眼点放在一问题上，盐政与边政相辅而行，“得盐之利以佐边计”，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明初“开中法”与西北边防

"开中法"作为明初一项济边措施,其产生与国家的边备有着密切关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政府利用食盐专卖开中,出让部分盐利予商人招其纳粮与边。这就为边粮供应,防范北元侵扰,巩固新生的明政权提供了保障。我仅从宏观调控角度对其在明初西北边粮供应方面作以探讨,不足处望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