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钦定大清商律》对外国法的移植

清末法制改革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于百年前的这场法制改革运动,学界普遍认为,它虽然是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挽救自身危亡而开展的一场政治自救运动,但是由于它提出了新的变法指导思想,制订、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官制改革,建立了新的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因而导致了沿袭2000多年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解体,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从这一认识出发,学界对这场改革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本期约发的4篇文章,集中探讨了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预备立宪、诉讼制度与诉讼文化、钦定大清商律对外国法的移植等方面的问题,是关于清末变法的最新研究力作。

新政初期的商部创设与商律编订

新政初期,商部创设与商律编订迅速进入政治运作的层面。在商部与商律决策过程中,既有朝廷官员的直言奏请,地方督抚的联络沟通,又有皇族亲贵的整合推进。由于朝廷决策核心的人事调整和朝野各方的博弈,清政府对两者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进而制约了商部创设与商律编订的进程。

近代商战与清末修订商律——以棉纺织业个案为例

关于清末商律的制定,有许多学者认为它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从近代商战的角度反观清末商律的制订,就会发现它更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情况。运用中国具有传统优势的棉纺织业在近代中国与外国商业竞争的实例分析,清末商律的制定是结合当时近代中国出现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和近代企业在面临外国竞争的悲惨处境下而制定的。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所以不可能完全地得到实施。

《钦定大清商律》中的商法原理——以股东平等和分权治理为进路

《钦定大清商律》是晚清重商主义的法律成果,体现了股东平等原则,具体包括男女具有平等的从商权、股东之间权利的平等性不因身份而改变、商主体之间具有平等性等内容。同时,《钦定大清商律》确立股东会、董事局、经理人员、查帐人的公司治理主体地位。《钦定大清商律》构建公司的分权治理也在法律上获得了认可,现代公司内部制衡机制得到建立,对各主体之间的权责进行了比较明确的界定。

法经济学视角下的《钦定大清商律》分析

《钦定大清商律》是我国第一部独立的商事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律近代化的先河。本文以法经济学相关理论作为基础,认为《钦定大清商律》中男女从事商业的权利平等、股东享有平等权利不受其身份影响、无国别差异、明确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等内容,彰显了法学追求正义的光辉理念,堪称是一部善法。不过由于该法律多借鉴西方法律,法律结构略显混乱,内容也不尽完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商人阶层的崛起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被"贬之曰末务",商人也位于"四民"之末,士农工商的地位归序似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亘古不变的模式。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商战"呼之欲出,商人团体相继成立,商会诞生,商人政治意识提高并且对政治广泛参与,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阶层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迎来了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重商措施的出台。清廷设立商部以指导商人组织,制定商律以规范商人行动,颁行一系列工商的法规以奖商恤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舆论开始从抑商转为誉商,商人在社会上广受赞扬,官员也开始纷纷投资经商。所有这些,促进了中国新的绅商阶层的形成,并进而带动了整个商人阶层随之崛起。

清末修律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修律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政是清末统治者为挽救苟延残喘的政权而采取的应时之策，带有明显的反动性；但同时不可否认，它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修律也是如此，它是为挽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具有它的反动性；同时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一些近代的法律思想和原则，推动了中国法制的巨大进步，促进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试论伍廷芳的商业思想

伍廷芳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实业家,他对促进中国近代的商业发展贡献很大,他提出了扩大通商的种种措施,还参与制定商律保护商人的利益,晚年还在上海致力于推广国货。其商业方面的宝贵思想值得探讨。

试论清末的商会法及其启示

清末变法修律制订了一系列民商事法规,有公司律,破产律,商律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部又制订出《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随后又制订了《商部接见董事章程》,《商部议派各省商务议员章程》,《商部颁发商会理结讼案格式札》,对商会的有关事务加以规范。这～系列法规构成了我国第一部商会法。

清末如何管理公司

我国自古有重农轻商的传统,行业排序一般为士、农、工、商。这种传统延续了几千年。到了清朝末年,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商业繁盛,虽然被动,但也是大势所趋。为此,清政府在光绪二十九年七月设立商部,实行“恤商政策”。同年九月,又把工、商两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分为农部、工务、商务、庶务四司,商务司专管一切商政,统辖京内的商务、学堂、公司、局、厂等,还分别成立工艺局、商律馆、商标局、度量衡局等机关,专管工商企业和市场经济活动。

略论清末商部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影响

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中，清末商部的设立及其采取的措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 素。本文略论清末商部的设立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晚清《国籍法》与《国籍条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流落海外的华侨人数激增,但是,迄至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清王朝灭亡前夕,我国第一部有关国籍的法律才问世.据《清史稿·刑法志》(以下简称《史稿》)记载,国籍法与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一样,当时'俱编纂告竣,未经核议.'既然是'未经核议',当然也就没有颁布施行了.1957年,法律出版社出版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所注《清史稿刑法志注解》(以下简称《注解》),对《史稿》中的国籍法记述做如下注释:'清宣统元年(1909年)宪政编查馆曾经奏准颁行《国籍条例》二十四条。

晚清制定民法典的始末及史鉴意义

晚清修律期间,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民法草案。在制定的过程中,既进行了舆论宣传,也开展了民事习惯法的调查,但由于时间匆促,一些重要的民事习惯法并未融入草案当中。这部民律草案以西方民法为依据,与中国的固有民法进行了必要的整合,虽不尽如人意,但它是中国民事立法史的开篇之作,它所提供的经验与史鉴意义值得重视。

清末的商事立法及其特点

清末商事立法是中国近代商事立法之嚆矢,无论对当时的法律改革或对以后的立法都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因限于篇幅,仅就其立法情况、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作一考察。一立法情况 20世纪初,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朝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进行了以追随西方、摹仿日本、求富求强、抵制革命为宗旨的大规模的变法。许多戊戌变法中提出而未能实现的主张,在这次变法中成了现实。商事立法就是在这次变法中进行的。清末商事立法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19世纪下半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起来。到20世纪初,国内已有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570余家,其资金总额达6900余万元。社会经济的变化迫切要求有新的法律与之相适应。与此同时,清政府的工商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甲午战争后。

超越法律的阴影:晚清重庆的商户债务纠纷、国家建构和新政破产改革

前言1902-1911年间的新政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帝国进行地方治理的法律基础。其间,史无前例的措施之一便是创设了一系列构成《钦定大清商律》的经济法律。《钦定大清商律》逐步得到执行,其基本宗旨是在官员、商人和市场之间“扫除官习,联络一气”。~1皇帝责令该法典的起草者,“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商务),尤应不遗余力”。在起草的第一年,商部将商会规章。

刘长琨会长致开幕辞

首先．我代表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同时代表联合举办这次论坛的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CIMA）和商律中国集团公司（CCH）．向参加这次论坛的所有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