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

商标恶意抢注是否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进行规制,是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的热点。福建高院审理的“艾默生案”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参与审理的“古北水镇案”“嘉实多案”“景田案”等案件,是不同法院在法律适用中讨论一般条款是否适用于商标恶意抢注问题的重要案例。目前,在我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断体系中,恶意抢注商标者通常并不能达到进入权利人特定竞争市场的门槛,故与权利人之间不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亦难存在竞争利益的侵夺。本文从体系论与法解释论的角度考察案件的裁判思路,明晰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个案合理性,并厘清一般条款与《商标法修订草案》第八十三条之间的选择适用问题。

商标恶意抢注法律规制研究

商标恶意抢注不利于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运行的秩序,也导致了大量司法和行政资源的浪费。我国现行《商标法》对规制商标恶意抢注仍存在局限性,使得该现象未能得到有效规制。笔者通过分析归纳商标恶意抢注的典型案例,认为我国对于商标恶意抢注问题存在着对行为人主观“恶意”界定不清、商标注册过程中先申请的商标注册人优先于先使用的商标注册人取得商标专用权以及行为人实施恶意抢注商标行为后所应受到的法律制裁过轻的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需明确行为人“恶意”的标准,强化在商标注册过程中对诚信原则的应用;明确使用在先与先申请原则相结合,强调先使用原则在商标申请注册中的地位;并且适当加重在行为人实施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后应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增加实施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成本,从而对商标恶意抢注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维护,为我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保驾护航。

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有限性

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补充调整商标恶意抢注的观点,不仅为我国多数学者所支持,而且司法实践中亦有判决采纳。但在《商标法》和民法已经能够完成制止侵害和赔偿损失的任务,《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具有介入的必要。商标在先使用人对其商标应具有较高的保护义务,故规制恶意抢注亦应考虑到在先使用人的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商标恶意抢注未落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调整范围。混淆条款也不能完全地规制该等行为。追求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行为人苛以行政责任,既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谦抑性要求,又有可能为经营者提供了打击竞争对手的利器,进而妨碍市场公平竞争。另外,《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还有可能与“商标权注册取得”这一基本制度相冲突。故司法、执法机关不宜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

商标恶意抢注的法律规制性研究

目前,商标在保障商品质量,便于消费者选购,维护商标注册人的信誉和权益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恶意抢注商标的现象时有发生。商标的恶意抢注往往给被抢注人带来经济损失,同时损害商标权人的利益,因此必须对商标的恶意抢注行为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寻求相应的法律规制途径。文章认为,可以借鉴域外立法经验,承认未注册商标的被抢注人有向恶意抢注人索赔的权利。为了明确商标恶意抢注的界限,可通过修订现行《商标法》,将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纳入规制范围,既实现对注册商标的“强保护”,也可实现对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标识的“弱保护”。

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规范的体系化解读

尽管注册主义相比于使用主义更有利于促进商誉凝结于商标,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商业流通秩序的建立,但是不可否认该制度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弊端。注册主义的优势发挥和弊端弥补存在于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应依据一国具体现状,通过制度的设计与运用予以调节。对此应通过建立一个"弥补注册主义弊端的制度框架",从而体系化地将零星分布于商标法中的规范进行整理,以期妥当地适用商标法下各种规范工具应对恶意抢注行为。

商标恶意抢注法律规制路径探究

商标恶意抢注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予规制。适用我国现行《商标法》规制恶意抢注在注册确权、侵权救济和法律责任承担方面存在局限性;基于《侵权责任法》保护民事权益的范围所限,商标恶意抢注并非均为民事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责任法》难以对恶意抢注实施全面规制;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恶意抢注,可对其启用行政调查措施,并通过法律责任承担规定使得恶意抢注人为此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须以竞争关系的存在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为适用要件,因此存在边界限制。为有效规制恶意抢注,应当结合前述立法的功能定位选择多元化法律规制路径,并从明确恶意抢注商标不予注册、规定未经实际使用的注册商标不得转让、限制恶意抢注商标的请求权方面对我国商标立法以制度完善。

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制度反思和立法完善——以我国《商标法》第四次修改为背景

商标注册制的不完善是商标恶意抢注屡禁不止的根源,柔化绝对的注册取得制度,在其中纳入商标使用的因素能够从根源上遏制商标囤积和抢注行为。我国《商标法》进行的第四次修改,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在第四条中增加了对没有使用目的恶意注册商标的规制,强调了在商标注册申请程序中申请人必须具有真诚使用意图。完善我国真诚使用意图的商标注册制应当借鉴美国意图使用取得商标制度,增加使用意图说明的要求,完善真诚使用意图的判断标准,同时禁止将未使用的注册商标转让。

商标恶意抢注中特定关系“非特定化”之反思--《商标法》第15条的解释论

商标抢注是我国商标法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商标法》第15条专门规制发生在特定关系人之间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划分特定关系的类型,但未对其含义做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特定关系的判定出现分歧,特定关系的范围因此不断扩大,呈现出“非特定化”趋势。特定关系的无序扩张,在法理上缺少必要性和正当性,既有碍适用《商标法》其他条款,又不符合效率原则、社会成本理论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意。为防止特定关系无序扩张,应将契约关系作为解释特定关系内容的核心,法官适用该条款时不宜随意扩大特定关系的内容,应严格按照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断。

浅议商标恶意抢注及其规制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爆发,一些与此次疫情相关的标志被商家恶意抢注,并随着疫情的发展愈演愈烈,这种违反诚实守信原则,法律意识淡漠的"蹭热度"行为,应当被及时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这一制度性的投机行为以低成本换取高收益,侵害权利人的利益。对于这种行为立法机关应及时修改法律,完善商标审查和代理等制度,同时,相关权利人应当树立商标先行意识,自己掌握商标注册申请的主动权。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各自的商标监控体系,来对自己注册的商标进行实时监控。当商标被恶意抢注时,可以依法提出申请商标异议、请求宣告抢注商标无效以及请求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抢注商标,甚至协商回购抢注的商标等方式,维护合法权益。

论商标恶意抢注问题

商标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商标权在民事权利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而在法律加大对商标权人的权利的保护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商标权滥用的限制。虽然我国《商标法》第4条、第32条和第44条第一款对商标权的滥用有所限制,但却没有细化其要件导致在司法实务中的使用困难。而目前随处可见的商标恶意抢注现象就是没有合理限制商标权的滥用的最直接的表现。商标抢注人往往通过其抢注的商标向商标使用者索取高额使用费或者以此抢注商标换取高额的和解费用,这种现象有违商标法保护商标权利的立法本意,并且也与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相背离。本文旨在从商标恶意抢注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商标法中对于商标权利滥用制度的缺失,并提出对应的建议,以求通过对于制度的完善对遏制恶意抢注现象有一些帮助。

论商标恶意抢注的法律规制

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是指未经权利人同意对他人已经在先使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商号或域名进行商标注册的行为,对于该行为从主观恶意、在先使用及一定影响力三个标准进行认定。商标恶意抢注行为频发的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企业商标权意识淡薄、法律规定的不完善等,会损害商业标识在先使用人的利益,同时耗费大量的审查和司法资源,破坏我国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综合上述具体表现形式及认定并考虑其出现的成因,对该行为的法律规制可以从完善商标权取得制度,明确在先使用人的权利和义务,扩大商标权的保护范围,在具体规则出现漏洞时参照民法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保护等四个方面进行完善。

商标恶意抢注服装品牌不能承受之痛

2月4日,第五期澳门特别物政区商标注册公告中出现了17介泉州服装品牌,涉及泉州15家服装企业.此次恶意抢注商标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思考……

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法律责任配置问题研究

商标恶意抢注行为频发,对商标注册秩序及竞争秩序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危害。法律规制的违法阻却与损害救济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责任配置的科学性。我国实定法目前对于抢注行为配置的法律责任主要是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其中行政责任比较明确,民事责任中的损害赔偿责任并不明晰。为强化规制效果,行政责任有进一步细化的余地,可明确引入损害赔偿责任,将部分严重的抢注行为纳入惩罚性赔偿的范围内,并在此基础上做好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衔接,以发挥法律救助和制裁的体系效应。

论抢注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构建——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为打击恶意抢注,维护正常的商标市场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引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的抢注商标强制移转制度。抢注商标强制移转制度赋予被抢注人请求国家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将已经注册的商标转让给自己的权利,实质上将“商标异议或无效”和“申请商标注册”并为一步走,不仅有助于保障被抢注人合法权益、降低注册成本以及节约行政审查资源,还有效弥补现有恶意商标抢注规制体系的不足,维护了商标注册管理秩序。实际上,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已出现要求抢注人移转注册商标的先例,域外立法中有关抢注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规定也为我国构建该制度提供了参考。故而,抢注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引入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整体来看,有关抢注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规范设计仍略显粗糙。为增强该制度的可操作性,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其一,在程序设置上,鉴于抢注商标强制移转制度与无效宣告制度在效力原则、设立目的、审查内容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故有必要单独设立抢注商标强制移转制度;其二,在移转时间上,明确被抢注人强制移转请求权的期限,且与申请无效宣告的时间保持一致,均为五年;其三,在适用范围上,扩大抢注商标强制移转的适用情形,将恶意抢注近似商标行为纳入适用范围。

恶意抢注商标与在先权利冲突的司法解决路径研究

知识产权具备私权和公共政策性的双重属性,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屡禁不止,攀附和不当利用在先权利不仅侵犯了私权,而且影响了消费者和诚信经营者的公共利益,浪费了大量司法行政资源,严重阻碍我国从商标大国向商标品牌强国的转变进程。《商标法》的改革既要加强正向引导,通过规范商标使用行为以避免商标闲置和资源浪费;又要严格反向规制,重点打击商标囤积和恶意抢注等行为。最新《商标法修订草案》引入了商标强制转移规则的同时有必要划分适用场景和细化构成要件。建议进一步明确商标注销、无效和强制转移各自适用条件,构建商标立法规则、行政审查和司法裁判立体保护体系。

对恶意抢注商标的规制——以网络热词和“网红”姓名为例

商标抢注是我国“注册在先”商标确权制度的消极产物,其随着《商标法》的出台而产生。为追求利益,部分“行为人”出于想要“蹭”网络热词或者“网红”热度和流量的直接目的,或者出于抢注商标之后再高价出售等非使用目的,从而将网络上热词或“网红”姓名、别名等恶意申请抢注商标,这会损害有关权利主体的在先民事权利,更会造成我国商标资源的严重浪费,也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为限制恶意抢注商标行为,应当提高恶意抢注商标的犯罪成本,多法律部门之间配合打击恶意抢注商标行为;完善立法体制,弥补商标法立法空白;通过出台司法政策和对个案的裁判,对恶意抢注商标进行规制;限制相关权利人之外的主体申请注册与网络热词和“网红”姓名、名称等有关的商标。

商标恶意抢注法律适用研究

商标所蕴含的巨大无形财产价值和商标注册制度的固有弊端诱发了恶意抢注未注册商标、跨类抢注已注册驰名商标、抢注域外商标和商标囤积等各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产生和屡禁不止。出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等现实社会需求,加强对商标恶意抢注的规制势在必行。而我国现行《商标法》总体而言是较为混乱的,其中可适用于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条款极为分散,亟需对其法律适用关系予以研究和厘清,依据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类型和具体情况恰当、准确地选择适用商标法中的不同条款,并灵活适用竞争法、著作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其他部门法对商标恶意抢注予以补充规制,以实现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全面有效制约。

商标恶意抢注法律规制方法探究

商标当前逐渐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商标权在民事权利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关法律法规更为关注对于商标权人的权利保护,但是忽视了商标权滥用的限制工作。虽然《商标法》对商标权滥用进行了限制,但是还不够细化,导致具体商标犯罪事件得不到有效控制,商标恶意抢注现象屡见不鲜,很多人们利用商标抢注获得高额不当收益,这一现状商标法保护商标权利的立法本意是相违背的。当前还需充分不断完善商标法,有效控制上述现状的出现。基于此,文章对商标恶意抢注的法律规制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探究,旨在通过探究,能够对制度的完善以及商标恶意抢注现状起到遏制作用。

浅谈商标法视野下恶意抢注行为的认定与规制

商标在市场经济领域重要性的提升,不仅带来了市场主体对商标的关注与重视,还造成了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迅速增长。近年来,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屡禁不止,其主要原因在于《商标法》中相关法律规范体系仍存在不足。从恶意抢注行为的概念切入,具体考察了我国当前《商标法》中限制恶意抢注相关规范,结合法律条款和行政司法实践重点分析了恶意抢注行为的认定难点。在此基础上反思当前《商标法》中恶意抢注行为规范体系的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

禁止恶意抢注他人商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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