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及反思

商标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同时符合侵权主观的“恶意”及客观的“情节严重”两个要件。恶意商标侵权行为应当限制于那些故意侵权且严重违反民法基本原则或藐视法律权威的行为之中;“情节严重”并非质层面的判断而是量层面的判断,因此需要为司法实践作出量化的指引。鉴于目前实践中对商标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分歧,建议尽快通过司法解释等形式出台统一的适用标准以增加商标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可预测性。由于对情节的考量在赔偿基数的计算中已经得以体现,建议根据侵权恶意的程度将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划分为“1-3倍”及“3-5倍”两个区间。无论将来立法上会作何调整,都宜坚持审慎的原则而避免惩罚性赔偿在商标侵权领域的泛用和滥用。

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适用研究——基于我国123件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对恶意侵犯商标权的行为要适用惩罚性赔偿,司法裁判中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考察是否满足"恶意"和"情节严重"的情形。"恶意"是指比"故意"更恶劣的主观状态,需要结合涉案商标的知名度和显著性等自身的性质和特征、侵权人对涉案商标的认知程度和屡犯不改的程度、诉讼过程中的悔过态度综合进行判断;"情节严重"需要从侵权行为方式、侵权行为影响等方面综合考虑。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和倍数需要细化;基数的计算不能和"恶意"、"情节严重"等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的具体判断情形割裂开。

商标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优化研究——从“法定赔偿的惩罚性”争论展开

为解决商标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狭窄的问题,学界以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具有惩罚性”的判决为基础,形成了两条解决路径:一是在法定赔偿中引入惩罚性功能;二是将法定赔偿纳入商标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范围。路径选择需以商标惩罚性赔偿功能的准确认知为基础,第一条路径在理论层面上难以逻辑自洽,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有力佐证,不能实质性解决商标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难题。在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理念下,商标损害赔偿金额计算在整体上具有裁量性,因此将法定赔偿纳入计算基数范围具有可行性。但是将法定赔偿作为计算基数可能招致商标惩罚性赔偿滥用的制度隐患,需要将“原告充分举证”作为法定赔偿纳入计算基数范围的限制条件。

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困境及制度重构——基于711个案例的实证分析

我国《商标法》第63条设立了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极少被适用。这种状况源于立法设置的适用条件不合理。完善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需将其功能定位为惩罚、预防和激励三个方面。以三大功能为指引,完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以侵权获利作为基数计算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以“故意”作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通过“情节严重”来限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同时应理顺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制度的关系,两种赔偿制度功能不同,相互独立,可以并行适用。

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研究——基于“聚法案例”数据库的292份判决书

为惩治恶意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保护商标权人的智力成果以及全面提高对商标权保护的重视度,我国《商标法》2019年第四次修正提高了惩罚性赔偿数额上限以及惩罚性赔偿倍数。实证分析显示,法定赔偿泛化与惩罚性赔偿适用比例偏低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主要归因于商标维权诉讼主体举证困难、赔偿倍数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难以明晰、商标批量维权案件占比偏高。为使商标领域惩罚性赔偿条款能够在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应严格适用证明妨害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优化惩罚性赔偿基数的认定标准以及细化惩罚性赔偿倍数的司法判定标准;减少商标批量维权,净化商标维权环境。

我国新《商标法》背景下商标侵权案件损害赔偿的司法适用

我国现行商标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存在着判罚数额低,法定赔偿被过度适用,商标侵权赔偿的酌定情节泛化等问题。在我国新《商标法》出台后,确立了商标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应坚持四步骤的赔偿计算方法,使得法定赔偿成为最后的衡量依据。在商标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上应确立过错推定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为辅的二元归责原则,即在商标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上以过错推定责任为依据,在适用商标惩罚性赔偿时,适用过错责任。在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证明标准方面,应适用比一般民事侵权案件更高的证明标准,以防止权利滥用。最后,在商标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和衡量方面,先要对商标的价值进行评估,进而对不同种类的商标适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在补偿性赔偿的基础上如果侵权人主观恶意明显且证据足以达到"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时便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以最大限度地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失,同时防止侵权人未来侵权行为的发生。

商标法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实证研究

商标法惩罚性赔偿具有主观“恶意”和客观“情节严重”两个构成要件,以及确切的计算基数.司法实践中,商标侵权纠纷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比例虽有提升,但仍不理想.究其原因,首先,对“故意”和“恶意”涵义的解读具有歧义;其次,未有效利用情节严重的兜底条款;最后,原告带来举证困难,导致计算基数无法确定.可通过对主客观构成要件类型化来化解“恶意”与“情节严重”问题,再充分发挥法官自由裁量权,对计算基数酌情确定,最后引入比例原则对法官自由裁量进行必要限制,以实现原被告利益平衡,有效地发挥其惩罚性和预防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