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俎醢侯伯新证

战国秦汉时的文献中常言商王纣脯醢俎杀诸侯方伯 ,并认为这是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纣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古今不少学者对此多有怀疑。今地下出土的晚商金文及殷墟甲骨文资料可证商纣俎醢酋长侯伯并祭祀先王完全是历史事实。从殷墟卜辞看 ,商代从武丁起以人为牲的情况呈递减趋势。商纣俎醢酋长侯伯不是个人品质性格问题 ,而是殷人文化习俗观念使然。

对商纣的重新评价

商纣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暴君,这是传统史学的基本观点。如何运用唯物史观作重新评价,这是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便是对这一课题所作的尝试性的解答。一、重新评价的原因与根据我国传统史学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历史人物评价始终以宗法道德为标准,这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确乎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同时,更由于传统史学对人物评价的典型化要求,好的就绝对的好,为了美化某些人物,就将一切善行归到他们的身上,尧舜就因此而成为圣君的典型;坏的就绝对的坏,为了丑化某些人物,就将一切恶行归到他们的身上,桀纣就是这样成为著名的暴君的。对于这种违背事实的方法,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弟子子贡就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故君子恶居下流,恐其恶归之也。”(《论语·子张》)

商纣罪行再论

关于《尚书.牧誓》篇中所列商纣罪行,历来文史学界有诸多争议,不少前辈学者提出了与主流观念不同的证据及论点。文章认为作为殷商之后出现的文学作品,《牧誓》篇对商纣之罪行有所夸张,这是周族及其后人因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借题发挥而造成的。

从《尚书·牧誓》看商纣之罪

历史上对于商纣的功过是非一直都评价不同,但是总是恶评多于好评.如今对于这么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呢?这里我们从<尚书·牧誓>一文的一些歧义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

周武、商纣成败论

周武取代商纣,是商周两族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成一败的历史教训,可以启诫小国大邦、垂鉴千秋万世! 商朝虽然是比较发达的奴隶制国家,依靠奴隶的艰辛劳动,社会生产有些发展,造就了灿烂的古代青铜文化,但生产力并不很高,其国力总是随着天灾小大、政治清浊,以及与之相应的阶级矛盾的缓急,而时升时降。盘庚迁殷以后,自然灾害略减,在位之王有的也改善了施政方策,社会局面比较稳定;然而,到了淫乱疏国的祖甲上台时候,殷政则再度趋向衰落。商代社会经济中农业本已占了主导地位(古籍常常涉及商代农业生产。

商纣后裔今何在 姑蔑之地有续篇

商纣后裔今何在姑蔑之地有续篇徐云峰文物）１９８６年２期刊载一则报导，题为《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铜器》，全文不到８００字，很简短。但是，对于站蔑南迁这一史实的诸方面，却是极为难得的宝贵材料。现将有关内容抄摘如下：１９７８年ｌ月２９日，安吉县三官乡周家湾村农...

被诬陷得面目全非的商纣

纣,商的最后一任最高领导人,《封神演义》里叫他纣王。实际上商的历任最高领导人谥号都是帝某某,比如帝武丁、帝武乙,名字用的都是天干,所以纣的真名其实是子受,谥辛,连起来就是子受辛。纣是受的谐音,"残义损善曰纣",这个字是周武王奉送的,不是什么好词。殷商遗民是不承认"纣"这个谥号的,依然尊称"帝辛"。周朝时的宋国是殷商后裔,其中的文人曾做了首名为《玄鸟》的诗纪念帝辛,诗中有句"武王靡不胜",歌颂的可不是周武王,而是子受辛的文治武功。

商纣周厉改革说申论

商纣周厉改革说申论罗祖基改革开放．不仅要求发展社会主产力，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还要求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以改善民族的精神面貌。因此，联系国情实际运用唯物史观，恢复被封建的传统史学颠倒了的历史原貌，就成为当代史学的重要任务。我的《对商纣的重新评...

略论周公对历史的贡献

周公是中国古代的杰出政治家．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影响深远。他辅佐武王伐纣灭商；辅佐成王总揽朝政；坚决果断地平乱东征．为西周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贡献．他分封建国，营建洛邑，制礼作乐，对西周政权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政治思想、法律．伦理思想方面的贡献．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辨正

我们准确理解“我生不有命在天”,必须将其置于《西伯戡黎》的语境中,其中“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的语义考证是前提。“天曷不降威”是祖伊转述民之言;“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是祖伊之言。“我生不有命在天”表现出纣对天命的极端自信,这是传统经史的主流理解,但一直未有确切的文献学依据。在“我生不有命在天”一语中,“不”并非否定副词,而是无实义的发声词,此语语义实为“我生有命在天”,是商纣针对祖伊“大命不挚”一语而发。《西伯戡黎》文本中商纣一味迷信“命”“天”的形象,是周人在天命观的影响下塑造的,是西周早期以其特有的观念反思商亡教训的结果。

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到历史理性的觉醒——论《尚书·周书》的历史叙事

按《尚书·周书》各篇写定的先后顺序,其中的历史叙事在总体上表现出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商纣的罪状愈说愈杂多,二是历史图景不断向古远之世后退。通过追溯、反思历史,周人不仅为代商而立的新生政权建构了合法性,并且还从中洞悉了天不可信、事在人为的历史真相和国运无常的历史宿命,这促使周人萌生了深重的忧患意识并因此在治国理政方面表现出了恭谨慎重的政治理性精神。

孔子圣贤治国的思想

在孔子思想中,圣贤治国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什么是圣贤呢?圣贤治国的重要性在哪里呢?究竟怎样才能做到圣贤治国呢?我们就这些问题作些探索。圣人有国受人民拥护则治,暴君有国受人民反对则亡孔子重视圣贤治国。那么,什么是圣人呢?据《孔子家语·五仪解》记载,孔子在和鲁哀公讨论治国的人才时作了答复。他说:"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新释吴孙权利簋于１９７６年３月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的一个西周铜器窖穴里，其上有铭文４行２字，记述了周武王代商的历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１９７７年，唐兰和于省吾先生发表考释文章。其后，张政、商承祚、徐中舒、黄盛璋等先生发表文...

姜太公辅周治齐及其谋略智慧

姜太公辅周治齐及其谋略智慧于孔宝姜太公，又称吕尚，是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奇计与韬略成为中国古代谋略智慧之大宗，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明确与道：＂周西伯昌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

从《易经》看周文王怎样“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自从孔子定下了周文王积德行善,“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的基调,虽然司马迁据史直书:“周西伯之脱(八王久)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史记·齐太公世家》)刘知己也据理批判:“然则戡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理,理不如斯。……盖姬之事殷,当比马(司马昭)之臣魏(曹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史通·疑右》)却招致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大师们变本加厉的围攻。以往史籍大多“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周初文、武、周公为楷模,但不提“

拯救一平米灵魂

我站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原野上,一片茫茫。人的思想随着旷野的风不停变换,豪华的车轮废弃腐朽。也许这是我们生命缺失的某个原因,由此出发的理想、语言、行为和物质主义侵入人性软弱的乌合阵地。于是我坚守着我的一平米土地,我将播种名为＂廉＂的种子,等待发芽,成长,收获。这是我们农耕文明人最原始的信念。

从《易经》看武王克商后统治殷人的策略

商朝灭亡、西周建立后,周王朝统治殷人的策略,对西周社会性质的确定和周武王的评价,有着决定意义。对此,古籍有记载,前人有论述。但在历代统治者和儒家的控制下,一些不利于其政治主张的古文献被刊落,删改;一些“疑古”学者王充、刘知几、王夫之等的论著被封锁、贬低;而那些按照“圣王仁政”理想裁剪历史事实的论述,却成为两千多年来公认的“史实”。现行的历史著作,虽然也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可是,除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和王宇信编著的《西周史话》外,都没有把武王克商后统治殷人的策略,与周公东征、杀武庚、管叔、伐夷践奄后统治殷人的政策,加以区分,具体论述,脱离了历史实际。

“败北”释义探源——兼与新版《辞源》编者商榷

“败北”何以可作“败逃”解? 新版《辞源》“北”字第一义项注曰:“败,败逃。《左传·桓九年》:‘以战而北’《荀子议兵》:‘遇敌处战则必北。’《注》:‘北者,乖背之名,故以败走为北也。’”这里显然是把“败北”之“北”当作“背”的通假字了。准此,“败北”就应该如“败背”;但事实并非如此。既然“败北”之“北”不能照“背”读音,自然也就不宜作“背”释义了。

爱国主义是屈原的精神支柱

屈原生活在战国末年。其时正是诸侯兼并加剧的年代。刘向在《战国策序》中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出身贵族又与楚王同姓的屈原,眼看楚国逐渐由强到弱,由盛及衰,怎能不忧心如焚。他决心辅助怀王振兴楚国。但腐朽的保守努力却使他遭谗见疏。他身虽被逐,心仍系于楚王,他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谠言直谏,期望楚王能效法前贤,遵道得路。他虽屡遭失败,可他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上下求索,为实现理想不懈地奋斗,又始终不愿离开楚国。在那楚才晋用的年代,什么力量牵系着屈原如此眷恋楚国?我认为爱国主义是屈原的精神支柱。现略述如下:

论“酒池肉林”的三个问题

"酒池肉林"在夏桀、商纣的史料中都有记载,之所以仅指商纣王荒淫腐化、极端奢侈,源自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的恶行非常多,其中就有"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曾为商纣王辩诬,力证"酒池肉林"不足信。后人使用"酒池肉林"是一种夸张的形容,指生活奢侈,纵欲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