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云南“商绅”阶层的变动及其与近代商业的转型

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同样承受着历史蜕变的阵痛,在这块有着众多少数民族的边陲之地上,"商绅"阶层的变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云南社会,"商绅"阶层的嬗变过程同时也是影响着近代地方社会乃至中央政权发展变化的过程。以云南"商绅"阶层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下产生的流动为"经",以此时他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影响为"纬",对这一时期云南社会"商绅"阶层的变动进行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商绅"阶层嬗变对云南近代商业转型产生的影响。

湖州海岛教案与晚清商绅公平交涉理念

湖州海岛教案是晚清教案中一个得以成功解决的特例。考察这个案例,发现成功的原因在于湖州商绅的作用,而考究商绅行为的源动力,则主要缘于他们所蕴含的自主与理性的公平交涉理念使然。而湖州商绅之所以具有这一理念,则因为其具有一定独立人格和理性行为。

近代白族商绅的显亲扬名与社会抟聚——基于大理喜洲匾额文化的探究

近代时局动荡,地方社会的新型秩序重塑牵涉多维度精神空间与现实空间。匾额是义涵丰富的历史文物,从匾额中可探寻社会历史发展脉络,窥见地方与民族的精神文化。大理喜洲商绅通过匾额彰显家族社会声望与地位,谋求自身利益,希冀得到权力的庇护,并积极参与社会,通过匾额传达并形塑着新的价值观念,他们延展家族事业,引导地方民众参与社会实践,成为链接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键人物。

明清时期商绅引入与仓廪职能改善——以黄河中游交界区域为考察中心

明清仓廪是延续前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传统仓廪应用过程中需要依靠官方的制度构建和具体管理施展以达到稳定地方的目的。黄河中游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农耕地带,随着地力缺失和政治关注的减少,导致该区域的仓廪运作出现诸多问题。为改善因仓廪职能扩大带来的诸多问题,官方逐渐引入自明初以来在黄河中游交界区域崛起的地方商绅,通过后者自身专业技能的发挥,既改观了该区域仓廪的使用不足,又维护了交界区区域的社会稳定发展。

地方贸易发展与宗族复兴——以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乐安县流坑董氏为例

入清以来,乐安县流坑董氏宗族在曾经发达的科举业迅速衰落后,以宗族组织为依托,控制了乌江上游的山林和竹木买卖,使族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商贸也成为族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作为回报,商人积极参与乡村和宗族建设,使董氏宗族得以复兴。

市镇宗族与圈层格局

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商者是中国传统社会既有内容。笔者基于杨柳青镇乡研究,提出市镇"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绅商、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并引导市镇类型,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为农人和商人市民所共有,宗族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绅商、商绅是市镇宗族的核心圈层,中国式市民社会是绅商、商绅人格的复制或放大。它补充了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和施坚雅的市场划分类型,以及华北的商域研究。基于市镇商域圈层和乡社信仰圈层的"圈层格局",可为汉人社会关系结构提供新解析,并对差序格局进行补充。

略论清末武汉警政变迁

1902年张之洞建警,武汉初步建立了近代警政体系,警察成为城市管理的主体。然而19世纪末以来国家政权的衰弱,地方士绅经济、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持续扩张,使得绅权能向地方政权渗透。武汉警政亦如此。清末新政,湖北政府财政上对地方商绅的依赖,以及各种商会、自治团体的兴起,增强了商绅对武汉警务的干预能力。商绅在武汉各街段建立保安会,维持治安,最终在辛亥革命前后,取得对武汉警察的控制权。

清末民初广州新式社团的萌发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急剧变动和转型之中。广州地处南国一隅,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却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变法维新和民主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而孕育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来自新式社团组织的产生。广州作为中外文化交汇点的地理位置、商绅群体的形成、新闻传媒的发展,是新式社团产生的背景因素。

新史料与再考据:我们怎样研究和纪念张煜南

研究张煜南或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应把他或他经历的事件,从限定的历史时期或地区范围去理解,而是必须跳出其局限,综合多元的史料相互解读,从历史比较和历史考据的视角,发现长时段历史的连续性与影响其中演变的各种因素。晚清东南亚商绅知识阶层,在兴起时即面对国际资本侵入东方的复杂局面,以张榕轩为例,他秉持实业救国的理念、结交朝廷洋务官宦、从任领事到开办潮汕铁路,其中遭遇弱国外交和外部干涉的内情,都会呈现出更多真正的历史细节.

镇域商域宗族与圈层社会形态

商者是中国传统社会既有内容,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笔者基于杨柳青镇乡研究,提出＂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绅商、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并引导市镇类型,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不仅为农人且为商人所有,它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绅商、商绅是市镇宗族的核心圈层并引导市镇类型,中国式市民社会是绅商、商绅人格的复制或放大。补缺了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和施坚雅的市场划分类型,以及华北的商域研究。同时,杨柳青乡社地缘圈界观和于伍爷崇拜的信仰圈层与市镇商域圈层构成＂圈层形态＂,可为汉人社会群体结构的新解析,引发出＂圈层格局＂对差序格局的补充。

试论商域宗族

以清季民国杨柳青商镇为个案,认为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不仅为农人且为商人所有,其作为商人天然的自身与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和基本组织形式,商绅、绅商是市镇大家族与宗族类型。它扩大了宗族类型研究。

从身份到契约:清末民初云南家族商事组织的嬗变——以滇西腾冲商帮为例

近代中国的传统社会关系经历了从以宗法家族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的身份社会到以契约法治为基础的契约社会的变迁。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近代家族商事组织的形态、职能和特点也随着其所依据的社会基础,经历了由血缘、地缘、业缘到跨行业利益整合体的变化。云南滇西腾冲商帮作为中国近代家族商事组织变迁的一个缩影,揭示了近代边境地区家族商事组织在嬗变各阶段所依据的社会关系基础。新旧商事组织的发展和转变,从根本上体现的是近代商事活动在权利形态上的一种由家族中心主义的个体利益到社会契约中心的群体利益的开放性和扩张性,同时也体现了近代商绅群体的联结过程以及商人身份在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上的'本'与'末'的结构性转变。本文试图以云南滇西腾冲商帮为例,立足法制史的角度和分析方法,揭示近代边境地区家族商事组织在嬗变各阶段所依据的社会关系基础,探究其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