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的涉商诗

白居易的涉商诗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书写涉商人物;二是记录商业面貌,涉及唐代商品、店家及市场等。白居易转变传统涉商诗的书写视角,关注个人日常商业行为,反映出中唐诗歌求新求变的趋势,其诗成为诗歌日常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面对中唐时期“贾雄伤农”的社会现状,大部分涉商诗重在现象批判,而白居易则是将涉商诗作为工具,向民众宣扬其“农本商末”观,以起教化之用。

陆游和他的涉商诗

作者从“诗史互证”的角度对陆游的涉商诗进行解读，详细描述和说明了陆游涉商诗对南宋成都等城市市场、镜湖流域一带农村集市及其他商贸活动状况的实证作用。

浅析宋代涉商诗

商品经济在宋代日趋繁荣,商业贸易获得较为全面的发展。宋代诗人敏锐地捕捉到商人社会地位与作用的微妙变化,将自己的认识和感受融于创作的诗歌当中,向后世展示一幅幅有关商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真实画面。宋代涉商诗描写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代涉商诗中有一些作品反映商人们艰苦商旅生活和经营风险,还有部分作品反映商人的情感生活,其中尤以商妇诗描写得细腻精当。宋代涉商诗的产生源于宋代繁荣的城市经济。

《诗经·商颂》作年补证

关于《诗经·商颂》的创作年代,虽然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争论,但是直到今天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尽管主张"商诗说"的学者日占上风,但是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商颂》的赋诗引诗情况来看,《商颂》应为商人所作,否则,《商颂》何以在春秋时期那么受人重视就很难解释。从《商颂》的性质和语言形式来看,《商颂》应创作于商代中晚期。在今文诗三家中,我们只能找到鲁韩二家主张《商颂》为正考父所作的证据,而找不到齐诗学者也主此论的证据;今文诗家不仅在《商颂》是否为正考父所作的看法上不统一,而且在《商颂》究竟是"商诗"还是"宋诗"的看法上也不统一,这些分歧也为"商诗说"提供了反面证据。

宋诗视阈中两浙地区城市商贸新风略论

宋代涉商诗中有大量关于两浙地区城市商贸活动的描写,形象展现了浙地城市商贸经济的发展新变。这种新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重商好贾之风日炽,从商人数激增,兼商社会身份多元化;二是城市商贸格局突破传统,商点布局与经营时段趋于自由,行业街市大量涌现;三是浙商的商贸文化心理发生新变,广告策略富于创造性,品牌、质量意识两极分化,神佑意识得以强化,并外显为各种商业崇信习俗。

《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商颂》的年代直接关系到中国诗歌起源的年代,在文学史上是个重要问题。虽然《商颂》年代的争论历来只有商诗说和宋诗说两派,看似简单,由于两派一直未能提出有力的证据折服对方,有时又纠结于古今文之争,因此争讼超过二千年而无具体结论。本文根据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等语言现象,证明今本《商颂》五篇当为西周以后写成的作品。

《商颂》颂商——《商颂》作年小议

文章认为《商颂》为商诗,其基本框架在商代即已形成。但其称谓有不合商时的地方,显然经过了后人的润饰,语言仍带有周代色彩。

论李商隐诗歌的修辞势态——以《燕台》四首为例

李商隐《燕台》四首辞采繁艳,情致凄迷。从对前人评价的观照开始,以其修辞势态为考察基点,指出《燕台》四首具有明显的抒情特质;其意象之量化分析是理解其感性修辞的关键;其内在结构近乎循环的心灵结构;虚词的使用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情感表现力。此种阐释对理解义山诗的美学特质多有助益,亦给人以丰富多元的诗学启示和想象空间。

《商颂》的时代

《商颂》究竟是殷商的旧歌(商诗),还是春秋时代宋国的制作(宋诗),这个问题在两千年前就在争论,到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