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谈式教研的区域实践与思考

商谈式教研作为一种新型教研方式,有利于激励教师主动发展、提升教研质量、推动区域课程改革。其活动范式从“选定主题,自学自研”到“集中研讨,对话交流”,再到“总结归纳,跟进研讨”,体现出开放、平等、对话的特点。目前,江苏省常州市已在各个层面广泛应用商谈式教研,形成了多种教研方式,包括教师教学沙龙、区域性主题式“同课异构”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理性商谈视角下领导者化解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冲突的方略

20世纪60年代以来,正义理论学说由结果正义向程序正义转向,但程序正义的逻辑起点中存在的对根植于生活世界中的个体特殊性以及环境复杂性的评估不足等弊病,难以避免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间的冲突。从主体认知、运行环境、程序重叠层面来看,认识虚妄与结果异化是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冲突的一般表现形态,而深究其理,个体动机多元性、个体禀赋差异性以及协调机制缺场是影响程序运行结果的重要因素。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性商谈理论为化解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间的冲突带来了启示,即领导者应在理性商谈视角下,立足个体差异与组织环境,从坚持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辩证统一的价值追求、营造理性商谈与反思平衡互促共进的制度环境、构建基本功能与附加功能衔接配合的程序链条三个维度入手,破解由个体差异、机制失调引发的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冲突。

“群体商谈法”在高中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以Expressing Your Opinion On Banning Mobile Phones口语教学为例

本文以高中英语教材(沪教版)必修三第二单元Speaking板块Expressing Your Opinion On Banning Mobile Phones一课的口语教学为例,提出了在高中英语口语教学中应用群体商谈法的三条实施路径——“聚点发散”的讨论引导、“观点碰撞”的交流互动、“情境模拟”的实践应用。

论我国立法过程中的商谈规则

商谈规则主要包括基本逻辑规则、普遍证立规则以及商谈资格和商谈方式的规则。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基本逻辑规则能够保证立法商谈参与者客观获取对方信息并且让对方准确接收自己的信息,普遍证立规则能够保证立法商谈参与者的主张建立在充分理由论证之上,商谈资格和商谈方式的规则可以保证立法商谈参与者的广泛性,立法商谈参与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以及不受强迫干扰的权利。要充分运用商谈规则,需要提高参与主体的立法商谈能力,并且从公共领域、人大制度与耦合机制三个层面加强立法商谈场域的建设。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以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为核心内容,映现着哈贝马斯在伦理学探究中的反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精神以及对互主体性原则的坚持。通过赛博社群成员之间的商谈建构赛博空间商谈伦理,需要理想的商谈环境和伦理商谈机制。赛博空间商谈伦理建构的难点和落脚点在于赛博空间道德主体的建构。

协商质量的指标化——商谈测量工具综述

协商质量的指标化是协商质量的测量工具。斯蒂伯格基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设计了第一代商谈质量指标,该指标在"具体指标""测量要素充分性""适用性"以及"可靠性"等方面引起了各方的讨论,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又相继发展出了编码方案、主体间理性指标和第二代商谈质量指标。

人工智能体法律主体资格之争的商谈理论解决方案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是否赋予人工智能体以法律主体资格成为了法学界和哲学界热议的前沿问题。目前这些讨论都诉诸把人工智能体与人进行比较,把人的主体资格作为判断人工智能体主体资格的标准,因而造成了争论不休的局面,无法彻底地解决问题。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能为我们摆脱这种争论的困境提供可能的新思路。从商谈理论基本立场出发,人工智能体的主体资格就应该从实体性地规定权利义务转向对其参与法律商谈的程序性条件的保障。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具备三个优势:可以减轻论证人工智能体主体资格的理论负担,为解决当下热议的人工智能体权利问题提供参考,同时适应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

立法合法性研究:审视与建构——基于立法商谈理论的视角

对立法合法性的理解,不能仅限于立法的合法律性。理想的立法合法性应当是建立在商谈主义法哲学视角下的,蕴含交往理性的,融合并超越"合法律性"、"合理性"、"正当性",最终以实现民众之于立法的可接受性为依归的那种属性。立法商谈理论是审视与建构当代中国立法合法性的理想视角,以此观之,立法意识方面的欠缺主要包括:经济决定论和精英决定论,义务本位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从制度方面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都存在一定的疏漏。建构当代中国之立法合法性,应当首先设计一套完善可行的立法商谈模式,还需要转变立法者的立法理念,提高立法商谈主体的立法商谈能力,以及进一步完善商谈场域及相关制度建设。

数字化时代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困境及批判——以“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为视角

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数字化的公共媒介重塑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空间形态,对人们的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贝马斯在其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中论述了数字新媒体的出现对公共领域的影响。通过他的分析可知,传统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在数字时代遭遇转变:一是公共领域的交往大众转换为虚拟主体;二是单向性的非沟通媒介转化为互动性的商谈媒介;三是公共舆论兼容主体的话语权与限制“他者”的权力。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数字公共领域的运转还是商谈民主在政治中的运用,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这是因为,在规范意义上讲,商谈民主有其自由主义的文化根基,离开这一基础商谈也就不复存在,公共领域也就名存实亡。从现实层面上看,数字技术助长了公共领域自身的“再生产”,导致对公众新闻、公共舆论的误解,从而造成公共领域自身的扭曲。对此,哈贝马斯认为,数字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领域构成了威胁与挑战,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政治模式——商谈民主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

现代道德关系中的差异与认同——从伦理的“本真性”到道德的“商谈性”

现代道德哲学承担了在差异语境下建立认同的基本任务。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泰勒和哈贝马斯皆意图从道德的私人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两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维度重思启蒙所规划的认同使命。泰勒通过将伦理的“本真性”导入法律条文对之直接确认方式进行论证,哈贝马斯则诉诸道德的“商谈性”及在商谈意义上与法律的同源互补关系为之奠基。前者将差异视为需得到例外保护的特殊的善而有悖于现代道德的认同要求,后者则通过道德的普遍化原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交往式认同的可能性。原则导向的道德虽具有知识形式,但借由法律的外在强制对知识化道德之行动软弱性的补救,兼容了差异的道德原则,因而不仅是得到论证的普遍知识,而且同时是能落实为现实的道德行动,从而使认同实现在现实的道德行动而非仅仅是知识论证中。

法律商谈论视野下我国教育法典编纂方法研究

法典化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它旨在通过对现行的教育法规的修订、完善和整理,使其具备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以便更好地管理和规范教育活动。本文试图从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跨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中的民主性、合法性、合理性元素与比较法中的文明交流与互鉴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为跨文明对话提供有效的指导。直到今天,教育法法典化已经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之势,进而有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面临教育法法典在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难以完成和不能完成的问题,如教育立法修法任务艰巨,法典化任务艰巨。通过德日英美教育法典的模式以及法典背后法律教育文化的比较,站在全球化的视角观察,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给予我国教育法典的编纂以一种方法上的启示:我国教育法典编纂应当坚持法治立法方法论,理性立法方法论和民主立法方法论,教育法法典化需从巩固理论基础和筑牢根基着手,对现行教育法律体系进行整合,科学架设法典化脚手架。同时也值得我们在学习国外优秀法典制度和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建构适合我国教育法法典化的方案。

人权商谈建构论——以福斯特为中心

人权的证成路径可以分为三种:伦理、政治—法律、道德—政治证成路径。自然主义人权理论主张的伦理证成面临转化为道德证成的难题。政治性人权理论主张的政治证成由于忽视内部视角而缺少人权的道德内涵。相较于最低限度共识理论,商谈建构理论是一种进阶版的人权道德—政治证成路径。商谈建构理论从文化完整性出发,以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和提供证成的道德义务为逻辑起点,最终落脚于人权的道德建构和政治建构。商谈建构理论就如下几方面的质疑给出了回应: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之普遍性、提供证成的道德义务之必要性、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与历史偶然性之关系、道德自治对民主自我治理的影响力以及具体他者与普遍他者之间的平衡性。商谈建构理论是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相对普遍主义人权观,彰显了当代人权理论的发展趋势。

引入商谈模式解决群体性事件——香港拆迁紫田村事件和平解决的启示

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敲响了社会危机的警钟,如何处理这类事件,成为新世纪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道德的一个严峻考验,也成为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相对于其他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模式,商谈模式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性:一方面,它避免了其他模式的弊端——强力压制的非自愿性、一味妥协的无原则性、消极回避的短视性以及恩威并施的功利性;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公民的民主权利——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由于商谈贯穿于群体性事件解决的全过程,从根本上保证了问题解决的自愿性和彻底性,也就确保了这种解决模式的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论及其理论形式

面对技术理性统治所带来的西方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其商谈政治观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商谈共识的理论思想,试图为解决价值多元社会的发展困境提供一个可行的路径。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在哲学认知论、政治哲学论以及政治实践论三个层次上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式。把握商谈共识论的理论形式,可以为建构政治共识论的一般性理论形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商谈医学的课程形塑及教学成效论略

近年商谈医学课程在培养医疗人员提升临床情境的理解能力上,已在欧美等国家得到肯定,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医学教育中,却仍未有相关正式课程及经验报导。研究于2011年2月至6月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由医学人文教师与临床医师合作开设商谈医学课程,结果发现学生能各自以不同的观点及商谈手法完成病人情境的团体商谈报导。课程着重对于情境脉络中主体角色的反思,使学生具备观察病人生病经验的能力和对主体性的觉察力,孕育其辨识哲学议题及正确运用哲学原则推论的能力,以此提升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

哈贝马斯的商谈环境探析

现代社会里,随着权力的分合变换和物质财富的急剧积累,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权力和利益的驱动而变得日趋疏远,甚至充斥着紧张与冷漠。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曾试图通过建立一个"理想的商谈环境"来实现主体间合理有序的商谈、沟通。本文以理想商谈环境是批判工具理性的现实需要为切入点,分析探讨了商谈环境的四项条件,论述了普遍语用学在理想商谈环境转为现实商谈环境的基石作用,概括性地对哈氏的商谈环境进行了探析。

从国家决定到法治商谈的律师职业

国家主义在法律上主要表现为权力标准和轻忽权利,将律师业置于"体制外的烦恼、公检法中的棘刺"的地位。法治商谈启发于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以平等、自由、财产等权利为内容,以发现法律为目的,同意以体现人性的自然法而不是权力为最终判断事物的标准进行的对话。良性有序的律师职业发展,是一个从国家决定到法治商谈的过程。上个世纪末至今的面向律师等法律职业的法官招考,是法治商谈的重要形式。

商谈教学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是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与交往过程,是主体之间灵魂的碰撞与升华。商谈教学法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和借鉴了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较传统教学法而言,具有克服一言堂的独白式教学弊端,突显课堂教学双方的主体间性关系,消解思政课堂师生话语差异的优势。明晰商谈对象,营造商谈氛围,革新商谈范式,提升话语魅力是推进商谈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中应用的有效策略。

以商谈求共识:行政决策听证中公共意愿的形成

在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加剧的背景下,推进和完善行政决策听证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差异和矛盾,聚集民意,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价值前提。协商共识理论为深化行政决策听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向;行政决策听证的功能在于为理性论辩提供建制化空间以集结民意,制约行政决策;在听证议题的形成、听证代表的遴选、话语规范的确立及其制度保障等主要环节中,通过制度程序的建构,排除权力和金钱的侵入,在平等协商对话中整合利益,集结公共意愿。

转换与选择之进路:商谈式民事诉讼模式

学界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模式的定位存在着一定偏差。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受多重因素影响,现阶段应是一种多元化的民事诉讼模式,但此种模式弊病诸多,究其原因是缺乏一套完整理论来统摄。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现代民事诉讼表现为一种规范化的全面合理性沟通平台,而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合理性以及商谈伦理与现代诉讼的本质特征不谋而合。商谈式民事诉讼模式正是交往合理性的体现,或许此种模式不失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之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