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贝马斯商谈政治观看中国特色商谈政治的构建

现实中国的民主政治是构建中国特色商谈政治的基础和前提。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创新要从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政治现实中寻找资源,也要从全球化时代造就的独特外部语境寻找资源。哈贝马斯的商谈政治观既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逻辑发展,也是全球化时代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契合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方向,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商谈政治的有益资源。

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与哈贝马斯商谈政治学比较分析

近几十年来,协商民主在西方迎来了理论研究热潮,这其中以哈贝马斯的商谈政治学影响最为深刻;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提出了新的论断。同样具备协商民主的典型特征,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实践反馈和经验总结的结果,而商谈政治学则更多来自于伦理驱动和逻辑推论;在协商主体上,前者更具广泛性和真实性,而后者对交往资质的要求与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坚持实际上将很大一部分群众排除在外;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而哈贝马斯强调协商的规范性,排斥任何预先参与的政府权力。上述种种差别,有力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才是更适合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制度设计。

政治传播研究视角重构的第一里路：伦理-政治商谈中理解的实现

"作为政治的传播"与"作为传播的政治"的概念"迷思"都使得政治传播急需在强势的政治逻辑与传播工具化倾向之下,寻找到自己的独特研究视角,这种视角的重构包含重新审视现实问题、重新反思前提假设以及重新定向研究内容三个方面。从现实来看,一种有效的政治传播方式正逐渐从灌输式转向商谈式,这使得以往"有效传播就能形成共识"的研究预设重新受到质疑,而理解作为共识的前提,如何在商谈中实现,就成为政治传播视角重构下首先要研究的内容。而通过探讨伽达默尔解释学循环当中前理解、完满前把握和视域融合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效揭示伦理-政治商谈过程中理解实现的内在机理,澄明政治传播视角重构的前提性条件。

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论及其理论形式

面对技术理性统治所带来的西方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其商谈政治观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商谈共识的理论思想,试图为解决价值多元社会的发展困境提供一个可行的路径。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在哲学认知论、政治哲学论以及政治实践论三个层次上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式。把握商谈共识论的理论形式,可以为建构政治共识论的一般性理论形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自治即法治的共和主义论证——米歇尔曼“可创生法的政治”探析

自治与法治是美国宪政的两个核心原则,但二者之间固有的张力,使得自治与法治的关系成为美国宪政史争论不休的话题。对自治与法治的普遍信仰使得只有不违背自治与法治这两个宪政的潜在承诺的论证,才有可能获得普遍的赞同,其中多元主义的解释长期以来左右着人们的认知。共和主义的法学家米歇尔曼认为宪政反对多元主义政治学,以"可创生法的政治"对宪政中的自治与法治进行一致性的解释,并描绘了一幅多元性条件下的共和主义的商谈宪政图景。

反思性法制现代化初论

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的规范基础是商谈政治,法律范式是程序法。中国法制现代化事业应反思西方法制现代化运动轨迹,针对自身社会发展状况,创生一条具有独特个性也切合反思性法制现代化一般要求的合理性道路。

基于传播个体主义的“交互”与“共识”——自媒体时代新型信息政治实践的双向价值及治理逻辑

信息政治是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产物,媒体技术的升级引发了信息政治内涵的更新。相较于传统互联网,自媒体通过赋予信息政治"交互性"内涵而进一步深化了其自治性维度。大众在自媒体平台上通过议程设置、发展公共生活、"倒逼"政府等环节,构建起以多层次交往为核心的政治行为交互体系,提升了政治效能感。然而,基于"传播个体主义"的自媒体也增加了政治系统的不稳定性和社会结构的风险性。政府需确立柔性、开放的治理思维,充分估计自媒体作为"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做到"近用"且"善用"自媒体,以发挥其在寻求重叠共识中的积极作用,创新公民与政治权力协商的新方式。

协商民主理论渊源探析

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20世纪后期。到了20世纪9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已经引起国外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对协商民主理论从多个方面展开论述,这使得协商民主理论成为最有活力的新型民主理论之一。笔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梳理,本文就是笔者梳理结果的部分呈现。

2001年两岸关系观察

一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和各种交流继续蓬勃发展,庞大的大陆市场为台商带来无数商机;两岸政治复谈没有实现,政治僵局依然如故。对于正在向前发展的两岸经贸和各种交流,祖国大陆态度明确,政策到位,措施积极;台湾当局开始松绑“戒急用忍”政策,改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方式,继续限制两岸经贸和交流的进行。对于政治僵局和政治复谈,两岸针锋相对,在坚持还是拒绝一个中国原则、接受还是否认“九二共识”问题上,缺乏交集点,民进党当局政治上“独”、经贸上“卡”、“外交”上“斗”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因此之下,由2000年度延续下来的“经贸热、政治冷和民间热、官方冷的两极局面”继续存在,给两岸关系带来高度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