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商谈模式解决群体性事件——香港拆迁紫田村事件和平解决的启示

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敲响了社会危机的警钟,如何处理这类事件,成为新世纪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道德的一个严峻考验,也成为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相对于其他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模式,商谈模式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性:一方面,它避免了其他模式的弊端——强力压制的非自愿性、一味妥协的无原则性、消极回避的短视性以及恩威并施的功利性;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公民的民主权利——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由于商谈贯穿于群体性事件解决的全过程,从根本上保证了问题解决的自愿性和彻底性,也就确保了这种解决模式的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商谈式医患关系模式论略

医患关系是医患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双方在医疗活动中的地位、角色的不同,它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模式类型,商谈式医患关系模式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模式蕴含了隽永的伦理意蕴,预示着医患关系模式发展的新趋向,是较理想的医患关系模式。但并非所有的医患关系都可以建立在这一模式基础上,商谈模式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条件,其本身也有一些局限。

第三方介入劳资集体争议的商谈性公共交往模式之构建

目前有关第三方介入劳资集体争议的行为模式的学说主要有"委托代理说"、"工会主体说"以及"多元治理主体说"三种。经过多学科、多角度的深层次分析,发现以上三种学说都很难契合我国目前的劳资关系现状。强调理念与利益相结合的政府主导下的商谈性公共交往模式建立在"劳资合作"理念上,能够屏蔽权力和资本的不当干预,是符合我国目前劳资现状的第三方介入机制。在此模式下,第三方以公共组织为依托,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与劳方、资方展开平等的、常规性的商谈性交流活动的方式将劳资集体矛盾的解决纳入到正常的纠纷解决轨道上来。

立法合法性研究:审视与建构——基于立法商谈理论的视角

对立法合法性的理解,不能仅限于立法的合法律性。理想的立法合法性应当是建立在商谈主义法哲学视角下的,蕴含交往理性的,融合并超越"合法律性"、"合理性"、"正当性",最终以实现民众之于立法的可接受性为依归的那种属性。立法商谈理论是审视与建构当代中国立法合法性的理想视角,以此观之,立法意识方面的欠缺主要包括:经济决定论和精英决定论,义务本位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从制度方面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都存在一定的疏漏。建构当代中国之立法合法性,应当首先设计一套完善可行的立法商谈模式,还需要转变立法者的立法理念,提高立法商谈主体的立法商谈能力,以及进一步完善商谈场域及相关制度建设。

我国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立法模式研究

我国民族地区的环保事业在经历了上世纪的立法井喷式发展后,环保法律法规的立法现状已经能够满足当前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的实际需求。但是,经历了数十载的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环保法规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这些法律法规本身得不到认同和理解,导致了法律的难以落实和执行时候出现了种种阻力,最终导致了法律法规被束之高阁,极大地浪费了立法资源,不利于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开展。对于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的立法模式的现状进行反思的意义在于能够关注民族地区环保法治建设的场景式考量,立足于民族地区环保事业的特殊性和实效性,推动民族地区环保法治建设的融合与吸纳。

商谈式民事诉讼:民事诉讼转型的方向

从认识论出发可知,我国民事诉讼存有审判公开未完全落实、诚信原则拘束力不够,以及法官在审判时仍独断裁判等诸多问题。而上述问题的解决若仅仅通过修法和出台司法解释予以解决实难奏事半功倍之效。以商谈理论为基础构建的商谈式民事诉讼确立了主体间、合作论辩及共识事实的改革基调,构筑了交往理性为基础并遵循商谈原则的规范化沟通平台,指明了我国民事诉讼转型的方向。具体而言,以法官和当事人组成的诉讼主体间要能在公开的沟通场域之中寻求具有融贯性的案件裁判。

论自然价值的冲突与协调

自然价值的多元性和层次性可能致使它们之间相互冲突与对立。面对偏执于自然工具价值尤其是自然经济价值的人类中心论与执著于自然内在价值的自然中心论,环境哲学作出了思辨性应对,但缺乏现实指向和协调自然多元价值之间的具体方法。基于此,应立足于实用主义指向生活现实的立场,可利用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模式协调自然的多元价值。

风险沟通:人体基因编辑技术风险的法律制度构建

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及其独特风险典型地体现出当前社会面对新兴科技发展时的困境。风险预防原则需要辅之以更为具体细致的风险治理模式和法律制度。商谈—建构模式通过广泛授予行政机关在综合考量社会公众诉求的基础上持续解决问题的自由裁量权,能够达到有效应对人体基因编辑风险的目的。风险沟通以商谈为核心,在风险规制的各个环节之中,能确保不同主体之间及时分享风险相关信息并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确立和完善风险沟通的法律制度定位,有助于建立社会公众对专家和行政决策者的信任,提高社会应对新兴科技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