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的“商邑”与“大邑商”

邑是商王朝的重要社会单位,安阳的"商邑"应理解为"族邑"。典型的"商邑"有房基、灰坑、窖穴、水井、道路、排水设施、取土—蓄水坑等遗迹。沿洹河流域的"商邑"呈现出"一大带众小"的结构。商王朝晚期都邑"大邑商"是一处以宫殿宗庙区为核心,由"族邑"通过道路、水渠等连在一起的特殊商邑群。

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初的“三监”

清华简《系年》保存了关于西周初年"三监"史实的最早记载,为重新考察西周史研究中一直纠结不清的"三监"问题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结合简文、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和传世文献来看,周初的"三监"应同管、蔡、霍三叔无关。武王克商后将以录子圣(武庚)为代表的商室贵族封于"商邑",设"三监"予以监管。而对管叔、蔡叔等诸叔的"分封"则是通过在战略要地设置军事据点的方式,实现对新征服的原商属地的直接军事占领和控制。"三监"应是武王克商后为了监管封于"商邑"内的以录子圣(武庚)为首的商室贵族而设,而管、蔡、霍三叔则是武王派驻在战略要地的戍守长官,其职责是实现周人对新征服的原商属地的军事占领和控制,与"三监"的性质并不相同。

也谈“商洛”名称之渊源

“商洛”之名源于西周时期的“上洛”,其义为洛河上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称为“上雒”,仍然是地域名称,并非行政建置名;战国中期,秦国孝公十一年在今丹凤县古城村所筑之“商塞”为今商洛境内第一个名“商”的城邑;其后,商邑、商县、商洛县在此地依次出现。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上洛(雒)”之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商洛(雒)”便成了今陕西东南地区稳定的名称。

清华简《四告》“不卒纯”解

清华简《四告》第一篇告辞为周公旦告皋繇之辞,告辞开头先历数文、武之功德,叙述成王即位之初的景况,其中有如下一段(见于简5-6,本文中出土文献释文均用宽式):呜呼哀哉,不淑昊天,不卒纯,允陟兹武王。孺子肈嗣,商邑兴反,四方祸乱未定,多侯邦伯率去不朝。

據清華簡《繫年》“克反邑商”釋讀小臣單觶中的“反”與包山簡中的“鈑”

小臣單觶原文作'王後克商才成周公易小臣單貝十朋用作寶尊彝',雖然很短,只有二十一字,但研究的學者很多,異説紛紜。分歧的焦點是'□'字的釋讀,其字形作□:字形很清楚,由表示山崖的'厂'、'土'和帶有指甲的右手'又'三個部件構成,但學者們對三個部件之間的層次關係和功能理解不同,綜理諸説,大致可以概括爲如下幾類:一、隸作'□',釋爲'阪',讀爲反叛之'反','王後阪(反)克商'指武王在文王十一年渡孟津克商。1周人自作器不能稱自己'反叛',此説不足信。

殷商时期的天下格局

战国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其长篇史诗《天问》中曾满怀激情地对天发问“授殷天下，其德安施？”意思是说，天帝把天下交给了殷，是由于施行了什么德政？屈原在这里只是提到了天帝将天下交给了殷，然而殷商时期的天下究竟怎么样，其并未加以说明。事实上，这是涉及殷商...

多友鼎“京堆”地望考辨

多友鼎铭发表以来,诸家讨论文章对“京自”考释颇有歧异,见于《人文杂志》的就有京自即京堆,其地在今山西省太原以南之洪洞、襄汾一带说;京自是京师,即公刘所居之幽说。本文试略作考释,以表己见。 多友鼎铭中“京”凡六见。铭文劈头就写出(犭严)

商代公社及其相关诸问题

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文中,马克思论述公社所有制时指出:这些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小小共同体即公社,当其表现在专制帝国统治之下时,它们的上面就有个联合的统一体,国王就成为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成为共同体之父。马克思说: 这种以同一基本关系[即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形式。

商代的王畿、四土与四至

商代的王畿、四土与四至宋镇豪商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１７世纪末至公元前１１世纪初，自成汤革夏命，在冀、豫、鲁之间建立商王朝，先后历十七世三十一王，直至帝辛灭于周，王覆没。历代商王的经营，其政治疆域概念已牢牢确立，用商人的语言说，即恒以＂商＂或＂商邑＂，与...

“城市双修”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事业

针对三亚双修实践,我们从五个方面做理论思考：第一,从历史高度看。城市是人类创造的最大作品,她体现出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希冀,所以城市被称作文明结晶,许多城市称得上是人类文明杰作。从大历史观看,城市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载体,更是人们生活的家园、是社会文化活动的舞台、是创新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好的城市对内能凝聚人心、增强认同、振奋精神,对外能展现形象、彰显魅力、提升软实力。

新中城与新乐城——新乡城市聚落形成和发展的研究

本文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围绕着新中城与新乐城这二个新乡城市史中的关键所在,对新乡城市聚落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系统概说。其收获为:首次对新乡城市聚落形成基础的二个史前文化构造带进行初步揭示;在对传统的新乡史源自汉代的旧说提出质疑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早期新乡系由商代的殷中即中商邑,历经战国的新中城,汉代的新中乡以及获嘉故城和冯石城而发展的初步线索,将新乡的城建史提前到距今三千年;初步阐述了现代新乡城市的前身新乐城的阶段性特点。预测了末来新乡城市聚落发展的趋势,并指出新乡城市史上新中新乐交替繁荣的现象对揭示中原城市发展的规律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新馆选址建设侧记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新馆于2019年元月正式开馆,基本陈列"江汉泱泱商邑煌煌——盘龙城遗址陈列"于2020年5月18日被评为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其中,遗址博物馆隐匿于公园之中,又与遗址本体相呼应,成为本次获奖的亮点之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新馆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二十余年间,几经周折,从1993年开始提出商城博物馆的规划思路,一直到2019年博物馆才正式运行开放。

商州有望跻身历史文化名城

商州原为大禹时契的封地商国，商山为秦末汉初“四皓”隐居地，商於六百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水陆交通繁盛的通道。商邑是商鞅的封地，比秦都咸阳还早一年。州城四面文物丰富：东有夏商周遗址，南有新石器地点群，西有恐龙脚印和恐龙蛋化石，北有旧石器地点群。商州民间文化丰富多彩，有南北过渡和融合的特征。商州自民国以来的落后状况，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得到改变。

商鞅韩非的音乐美学思想

商鞅、韩非是法家的主要代表,其音乐美学思想与其社会政治思想一样,既于墨子思想有所吸取,又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一、商鞅的社会政治思想与音乐主张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中期政治家。名鞅,卫人,故称卫鞅;系卫国国君后裔,故又称公孙鞅;后在秦有功,封于商邑,因称商鞅,其著作亦因而名为《商君书》。商鞅生时已失去贵族地位,故与其他“士”一样,不得不从师就学,投奔权贵,充当家臣食客,以便待价而沽,博得高位,实现政治抱负。

武王伐纣战地名称探源

(一) 前言关于武王伐纣战地名称“牧野”,古今训解盖有三说:其一,牧野是地名。如《尚书·牧誓》孔传云:“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其二,牧野不是地名。①其依据《尔雅·释地》的“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断言“牧野”是指“商邑外的四周,自郊至牧而野,由近及远的一定范围内”。其三,牧野似地名又非地名。这是宋人夏僎《尚书详解》的观点。他先依《尔雅·释地》“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谓“

“問鼎”与“買鼎”

自從大禹鑄九鼎以象天下九州“九鼎”遂成為象徵國家政權的傳國之寶。商滅夏,成湯遷九鼎於商邑;周滅商,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東周時宗室衰微,禮崩樂壞。周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楚莊王伐戎來到雒(今洛陽),“觀乒於周彊”。此時楚强周弱。

讀《繫年》第三章及相關銘文札記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二輯刊布的戰國時史書《繫年》[1],其前四章追述西周歷史,第三章云: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于殷。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子耿。成王屎伐商邑,殺■子耿。所說是武王卒後三監之亂等大事。這段簡文雖然不長,但在許多地方可與周初青銅器銘文對照,解答銘文中長時期懸而未決的問題。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大保簋(《殷周金文集成》4140),銘文開頭為:

麻城《严氏宗谱》宗海公一支迁徙轨迹探微

麻城严氏三支迁祖由江西饶州府瓦屑迁至湖北麻城,从此二十代人在麻城、商邑繁衍生息,迁移扩散,发展壮大,本文拟从严氏宗谱宗海公一支记载的族人墓葬所在地、迁居记载、墓图以及清代以及民国麻城县地图分析宗海公一支江西填湖北的走向下在麻城迁移扩散的轨迹。宗海公从洪武二年迁祖入麻城严家畈,二十代人由严家畈向周边扩散,生息繁衍,迁徙壮大,聚落点紧挨水源。

盘龙城遗址陈列诞生记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是武汉城市之根,商代南土中心城邑,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源。为了再现这处遗址的前世今生,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文博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正所谓数年磨一剑,今朝见锋芒。2020年5月18日,《江汉泱泱商邑煌煌——盘龙城遗址陈列》荣获第十七届(2019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