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山出土东汉“啬夫”铭文灰陶灶试解

巫山麦沱墓地附近(淀粉厂)出土“啬夫”铭文灰陶灶,为解读其历史文化信息,文章利用同时代同地点遗迹和出土遗物资料,再结合历史文献,考证东汉时期巫县的土地制度和庄园经济的发展状况。

田啬夫、田典考释——对秦及汉初设置两套基层管理机构的一点思考

秦及汉初国家在乡里设置两套平行的管理机构——乡部和田部,田部的吏员有田啬夫、田佐,里中有田典。县级总管农田水利事务的职官为都田啬夫。田部的职责主要包括计户授田,编订田籍;管理农田水利,督促生产;饲养官有牛马,保护耕牛不受伤害;征收田租和刍藳税等。田部之设源自国家授田,可以佐证授田制是当时实际实行的制度。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授田制的废止和土地私有权的确立,乡里职事从简,田部并职于乡部,但县置都田啬夫一直存续至东汉。

重新定位“县啬夫”的思考

学界一般将云梦秦简所见“县啬夫”、“大啬夫”视为“县令”。不过,其说很难解释这三种称谓在同一文书或律条中并见的现象。实际上,细心排比分析三种称谓的材料,至少可以看出“县啬夫”与“县令”是有所不同的。再结合对新出里耶秦简“县啬夫”的分析,可以初步将“县啬夫”看成是郡府分部下派监理县政之吏。这一定位,恰与秦代错杂的地方行政统属关系相一致。

再论秦简中的田啬夫及其属吏

秦及汉初简牍文献中出现的田吏是县下属吏,在县廷和乡里均有设置。县廷设有田啬夫、田佐,有时也称都田啬夫和都田佐;各离乡设有田部佐和田部史;里中设有田典。这样就形成了纵贯县、乡、里的田系统吏员,管理与百姓田地、田作相关的事务。乡里中田吏的设置,使得秦及汉初乡里行政建置具有了真正的多样性。但随着官僚行政系统的发展和完善,田啬夫逐渐过渡为县廷之曹掾,设于乡里的田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也说啬夫

笔者探讨了“啬夫”一词的渊源 ;“啬夫”一官的职能、演变 ;并将其与有秩、斗食加以比较 ;

南、北啬夫考

啬夫一词,在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中多次出现,学者已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居延汉简中的南啬夫、北啬夫尚未撰文讨论过。据汉代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汉代的啬夫分为县啬夫、乡啬夫以及各种官啬夫三种类型。南、北在汉代不曾作为县名出现过,且汉代的县啬夫仅在张家山汉简中出现过一例,为汉代早期的例子,在中晚期材料中不曾见过,而居延汉简就是中晚时期的简牍,所以排除了其为县啬夫的可能。我们又根据官啬夫的命名特点,排除南啬夫、北啬夫为官啬夫的可能。南啬夫、北啬夫应该是南乡啬夫、北乡啬夫的简称。南乡、北乡在汉印、汉封泥中作为乡名多次出现。官名的省略,在两汉也是常有之事。南乡啬夫、北乡啬夫在西北汉简中经常出现。所以,根据以上种种,我们认为南啬夫即南乡啬夫的简称,北啬夫即北乡啬夫的简称。

汉代“有秩”与“啬夫”关系考辨

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再次证明,汉代"有秩"和"啬夫"实乃两个独立官名:"有秩"分"官有秩"和"乡有秩"两类",啬夫"分"官啬夫"和"乡啬夫"两类。中华书局版《汉书·百官公卿表》及《后汉书·百官志》关于"有秩、啬夫"之点校正确无误,是历史事实的反映。

汉代乡官“有秩”、“啬夫”补论

运用考古资料,尤其是近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简牍》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相互参证分析,对汉代乡官"有秩"与"啬夫"及其相关问题,即可获得前人不曾揭示的一些新认识:汉代乡官"有秩"与"啬夫",名称虽异,但都是乡里负全面领导责任的最主要的行政长官;汉乡一级的领导体制似应为乡有秩或乡啬夫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又因乡有秩地位略高于乡啬夫,所以也更有机会升迁为二三百石的长吏。

张释之论虎圈啬夫的社会背景与启示

西汉官员张释之对汉文帝提拔上林苑小吏虎圈啬夫的举措提出反对意见,发表了一番议论,被汉文帝接受。而张释之所以能够说服汉文帝,主要因为他是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加以阐释,认为汉文帝这一做法违背了当时的政治指导思想及统治政策,且有失片面,不利于西汉的统治。这对后世选拔人才也有启示。

“啬夫式”的口舌之风

“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这“五多”是人们对当下公共话语泡沫的概括。

汉简所见汉代的“啬夫”

汉代社会广泛设置的"啬夫"一职,由于史籍中记载很少使我们难知其详,本文主要依据汉简证明汉代各类官啬夫的存在,并依据其所处单位的行政级别,具体分析其权利大小和职责范围。

啬夫本义再探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睡虎地泰墓竹简的出土,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泰国制度的研究热湖,其中,泰简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啬夫"一词更是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文章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啬夫进行论述,认为"啬夫"一词的本义,应是指"农夫",而非官称或田神。

战国秦国及秦王朝对家臣系统的整合——以简牍所见“家啬夫”、“吏舍人”为切入点

战国秦国、秦代的家臣群体,是新贵族制和官僚制的产物,又带有王制向帝制时代过渡的鲜明印记。其中,卿爵给设"家啬夫"一职,其来源可追溯到商鞅变法时期对一定爵位者可接受门客和庶子的制度。战国末秦国拥有五大夫以上爵位者可有"家吏"。至秦代,这一给设资格已收缩至卿级以上爵位者。进入汉代以后,继续收缩到列侯以上。而简牍所见"吏舍人"、"新地吏舍人"等,反映了战国秦国和秦代舍人范围的广泛性。国家通过对主、舍关系立法加强管理,并通过推动舍人本身的吏职化以及鼓励举任等,将舍人吸纳到官吏体系中,同时对敌对贵族势力中的舍人进行严厉打击。随着官僚制度的完善,官方供备体系进一步完备,秩禄体制下的"吏舍人"群体逐渐趋于消失。

秦律中“啬夫”问题考证

秦在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的过程中 ,形成了“网密于凝脂”的法制制度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大量珍贵法律资料记载了有关啬夫及其职权划分的内容。秦律对啬夫制度的建构已初具规模 ,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地方官僚机构 ,对巩固和加强封建国家的政权具有重要重义。

临潼新丰秦墓出土的“啬夫”铭文铜器及相关问题

2007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临潼区新丰街道办事处屈家村发掘一批秦墓,其中一座编号M75的墓葬出土一套两件铜漆木器箍件,均为片状圆形,下沿内折。其中一件外口径11、内口径8.40、高2.20厘米,底箍底面及侧面各阴刻有一处铭文。

秦簡田嗇夫新解

秦縣内有多名田嗇夫。縣治設都田嗇夫,總理全縣田事同時管理都鄉田事,屬吏有離官田嗇夫、田佐、史、田典;離鄉有都田嗇夫的離官,稱“某(常爲方位詞)田”,亦可稱田部,設有離官田嗇夫管理各鄉田事,屬吏有田部佐、史以及田典。都田嗇夫和離官田嗇夫都可以稱爲田嗇夫,具體所指則要依據語境來確定。

浅论秦简中的县啬夫

"县啬夫"不见于正史记载,以往人们对其所知有限。云梦秦简的发现,使我们对县啬夫有了更多的了解。通过对简文和史料的分析可知,县啬夫是对县长官的称谓。

从乡啬夫到劝农掾:秦汉乡制的历史变迁

秦汉乡制变迁反映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变化。秦汉"乡官"指乡吏及所主机构,非专指三老等民官。乡啬夫职掌不称"治",事权分散,对县的从属性突出。秦及汉初,乡是县下诸"官"之一,县廷与乡之间的政务运行可称作"廷—官"模式。西汉前期,乡部禄秩两次下延,发展为乡有秩、乡啬夫二分格局。随着文帝时期田制、法制的调整,有秩发生变动,乡政弊端日显。武帝时掾史出现,乡务处理渐由"官"向"掾"演变,这一变化本质上乃因事差遣的发展。两汉官府不断加强集权,力图更直接地对基层实行统治,然事与愿违,集权措施的推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乡里的控制力。

也从里耶简谈秦代乡啬夫与乡守:论基层管理的双头模式

秦代是否存在乡啬夫曾是个争议话题。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证实了乡啬夫在秦代的存在,但也提出了新问题:秦代一乡之长到底是乡啬夫还是不为学界所熟悉的"乡守"?利用新发表的《里耶秦简(壹)》,结合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秦封泥及传世文献资料,或可对秦代基层管理曾采用双头模式加以论证:乡啬夫是名义上的一乡之长,而乡守实际上主管一乡事务。具体而言,在已发表的里耶简中,乡啬夫仅出现三次,并且无法推测其职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守大量出现,并主管一乡赋税、户籍、刑徒、民间财产转移登记、乡情汇报、为公家购买奴隶等乡政事务。证据表明,乡守和乡啬夫是并列、平行的关系,不互相隶属。故此可推测,当时曾采取双头模式。这种模式在汉初(张家山汉简的时代)就被废除,乡啬夫变身为名实兼具的、唯一的一乡之长。这提醒我们在理解"汉承秦制"时,不能忽视汉对秦制的改革,不能完全套用汉制来倒推记载不详的秦制。

从虎溪山汉简《计簿》看汉初县属啬夫的分化

虎溪山汉简《计簿》记载了汉文帝后元年之前某年沅陵侯国的总体情况,其中记载有六个乡和少内、库及唯等县属机构的吏员配备。张家山汉简《秩律》规定县属诸官为“有秩”的等级,而沅陵侯国下属诸官啬夫则全部为“斗食啬夫”,松柏汉简中也出现了标明级别的“西乡有秩啬夫”,说明汉文帝之时,县属啬夫分化成了“有秩啬夫”和“斗食啬夫”。这是汉代官秩体系的重大变化。此前的研究揭示了汉文帝对高级官吏的秩级作过调整,沅陵侯国《计簿》则显示低秩官吏同样也被改革了官秩,时间可以限定在汉文帝六年至后元年之间。汉文帝时期在保留有秩啬夫的同时,将小县诸官和小乡的啬夫降为斗食,符合从汉初开始县级秩等向下延伸的趋势,也使得县廷确立了对廷外诸官的政治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