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梁海蒙古与清代喀喇沁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旗历史与探源

现居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来源于乌梁海蒙古部落。而乌梁海蒙古则来源于汉朝时期的匈奴。本文通过清代喀喇沁左旗蒙文档案,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结合口碑资料,对此进行考证。从而填补了蒙古族历史源流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民族学关于民族发展演变理论提供了实证资料。

喀喇沁旗蒙古族的来源及喀喇沁旗的形成

喀喇沁旗蒙古族人的来源一部分是兀良哈部的蒙古人,另一部分是东迁过来的喀喇沁部的蒙古人。兀良哈部和喀喇沁部在形成、迁移的过程中融合到一起,形成喀喇沁旗。

原察哈尔正黄旗喀喇沁苏木兀良哈氏族源考录

《察哈尔正黄旗苏木考录》记载,喀喇沁苏木位于正黄旗东南角营子川一带(现乌兰察布市兴和县银子川,银子川同营子川,下同)。《兴和县文史资料》(第三辑)载录:"乾隆52年,从北京来了69户立有军功的喀喇沁旗人,他们奉了乾隆皇帝的圣旨在银子川故地收租,把原先是荒区的银子川开辟为农田"。《原察哈尔正黄旗喀喇沁蒙古溯源》文中描述原察哈尔正黄旗喀喇沁蒙古人一部分来源于善于养马的"民人",一部分来源于立有军功的"旗人"。笔者根据此三部内容,进一步探求真实的原察哈尔正黄旗喀喇沁苏木兀良哈氏族源,终于理清了喀喇沁部的前世今生,也最终理清了原察哈尔正黄旗喀喇沁苏木蒙古人的前世今生,兀良哈氏族与察哈尔部荣辱兴衰紧密相连。

兀良合部变迁(提要)

兀良合是蒙古古老的部落之一。它由很多大小不同的氏族构成。蒙古兴起之前兀良合已经分离成为森林兀良合和草原兀良合。森林兀良合与卫拉特等林木中百姓按壤。草原兀良合被称为不而罕·合勒敦山的主人。不而罕·合勒敦山的兀良合是从森林兀良合中分离出来的。

十七——十八世纪时蒙古族部落变革史略(上)

我国少数民族中,唯蒙古族、藏族与汉族间之关系,时代悠久,史实丰富,史料繁多,实为治史者所乐为,但亦感觉其难也。清代与我们所处时代最近,而史料又未尽失传。在千万卷故纸堆中拨沙拣金,寻觅端详,则亦非易于着手者也。《清史稿》之编纂实为一代史学界竭尽心力的大作,为后世治清史学者能节约时间与精力,功绩之巨,自不贷言。惟该书拘于《正史》之格式,而非《纪事本末》之类型,对某一专题之研究,

袁崇焕与蒙古

本文围绕明朝、蒙古、后金三大势力的消长和关系,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在抵挡后金进攻的过程中,袁崇焕制定并实施的诸多争取笼络蒙古的策略、措施及其作用,肯定了蒙古民族在抗击后金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探讨了明朝与蒙古联盟解体、后金与蒙古建立联盟的若干原因.

试论木兰围场的设立对清朝满蒙联姻地域分布的影响

清朝的满蒙联姻是清朝统治者长期实行的一种战略性政治措施,当时对清朝经营边疆并对其实行稳固的统治、保障中原的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廷对蒙古联姻,其对象主要是蒙古诸部领主家族,所联姻蒙古部落地域上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及西套蒙古中的阿拉善旗。但是纵观整个清代三百多年满蒙联姻史,伴随着清王朝对蒙古各部落统治的稳定、联盟关系的确立以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需要,满蒙联姻从其特点、地域分布等方面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特别是木兰围场设立后,使满蒙联姻在地域分布上发生了历史性的转移。蒙古的喀拉沁部从入关前及入关后的清初仅仅几次的联姻关系,到康熙中朝以后直至乾隆时期已跃居第一大部落,直到清末始终如此。由于满蒙民族之间的长期通婚,人数众多,又繁衍了更多的具有满、蒙民族血分乃至含有汉族血分的混血后裔,对于民族融合,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研究这段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朝的满蒙联姻的整体历史脉络。

思之不同 所表各异——论清朝赤峰客诗的不同诗风

"词臣随豹尾,壮士拥旌头",这是乾隆北巡诗中的一句话(《八月朔风作》),说明当时随其北巡的文人墨客是大有人在的。但综观清朝赤峰客诗的各种选本,随乾隆北巡有诗者,却只有二人,他们是汪由敦、刘伦。另一名清朝于赤峰成诗者,则是李调元。君臣诗共为102首,乾隆一人则占77首。

鼓乐“活化石”——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建平“十王会”

在辽宁省西部的建平县,保留着一种名字很有特点的鼓乐演出形式,名叫"十王会"。"十王会"在历史上与蒙古喀喇沁部丧葬祭祀有密切关联,"十王会"的称谓是民间艺人根据功能性特点,又加上"俗"随"民意"形成的,与乐曲的内涵无关。从音乐形式、曲牌内涵、演奏特点判断,建平"十王会"是东蒙古乐在流转中产生的一个分支,是王府古乐承续宫廷古乐之后向民间流转的一条血脉,被誉为"鼓乐活化石""宫廷雅乐的遗存"。

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貢桑諾爾布

贡桑诺尔布(1872—1931),姓兀良哈(乌梁罕)氏,字乐亭,号夔盦,蒙古族。为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喀喇沁部先世为元代开国功臣,清初建喀喇沁右旗,固鲁思奇布被授为第一代札萨克旗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承袭了喀喇沁右旗郡王爵位为第十三世旗王。担任旗王后,在制内兴利除弊:废除了森严的等级制,加强了对喇嘛教的管理,兴办了三所新式学校,开设了工厂、百货商店,大力发展邮电通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经肃亲王善耆举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