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尔喀部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的起源新探

文章依据大量的文献史料 ,对清代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之一的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问题作了探讨 。

宰赛援铁岭和后金与内喀尔喀部关系

宰赛,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蒙古内喀尔喀部人。嘉靖年间,成吉思汗十七世孙虎喇哈赤(和尔朔齐哈萨尔)活动于辽东地区,有五子,到万历年间形成为五大部,五子各主一部,即内喀尔喀五部。有的部另有部名,如兀把赛(乌巴什)所属称扎鲁特部,速把亥所属称巴林部,答补所属称巴约特部。有两部无部名,即兀班部和炒花部。内喀尔喀五部就其与明朝的隶属关系来说,速把亥和炒花部住地偏南。

努尔哈赤起兵前建州与喀尔喀五部之关系

随着建州女真迅速崛起,明朝出于维护在辽东镇统治的需要,开始扶持叶赫对抗建州,建州则联合喀尔喀五部与之抗衡。努尔哈赤起兵前建州与喀尔喀五部友好关系是在共同对抗明朝与叶赫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双方友好关系的建立虽然有其必然性,但其发展存在着不确定性。

清朝对漠北喀尔喀统治政策的失误及其影响——以兵役制度为中心

清朝政府在北疆治理中,以"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为政策导向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被学界视为中国历代治理边疆的成功典范。而本文认为,清廷的兵役制度违背了所谓对喀尔喀的"恩惠"之策,相反使其陷入困境,高压政策酝酿出强烈的抗拒心和反清情绪,进而导致边防松弛和民心涣散,成为外蒙走向分离的重要因素。

清代漠北喀尔喀朝廷差役

清代喀尔喀四部臣民所承担的朝廷差役名目繁多,除了战时出征之外,平时承担驿站、军台、卡伦、巡边、官牧厂、屯田等处差役,其负担远远超出当地人力和财力所能承受的程度。

恩格德尔额驸对后金的影响——兼谈喀尔喀五部与后金的关系

明朝后期,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逐渐强大,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受到努尔哈赤的重视,努尔哈赤第一次把后金汗王女儿嫁给喀尔喀五部中的巴岳特部贝勒恩格德尔。恩格德尔额驸带领巴岳特部众投奔后金,使后金得以扩充兵源,增加人口,密切满蒙关系。特别是在喀尔喀五部最强大的翁吉喇特部首领宰赛被后金俘获时,恩格德尔成为喀尔喀五部的使者,在他的斡旋下,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与后金的关系缓和。喀尔喀五部与后金关系的缓和成为后金军事的转折点,此后,喀尔喀五部对后金再也构不成威胁,对后金夺取广宁、收复辽南,分解察哈尔林丹汗的力量,扫除明朝北方的屏障有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纳兰成德“觇梭龙”新探

在纳兰成德的十年侍卫生涯中,多次离京活动均属扈驾巡幸,只有“觇梭龙”这一次是奉命出使巡边的。徐乾学回忆说:“君自以蒙恩侍从,无所展效,辄欲得一官自试,会上亦有意,将大用之。”“觇梭龙”虽够不上“大用”,也可以算一次“自试”“展效”的机会。研究纳兰这次“觇梭龙”活动,对研究纳兰的生平,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研究“觇梭龙”的材料,是张任政先生写于1930年的《纳兰性德年谱》。自他提出纳兰“八月奉使梭龙”、“梭龙在黑龙江,一作索伦”之后,李勖等亦沿是说,至今尚未见异议。奉使黑龙江之说是否已成定论呢?值得重新考虑。据我们初步探讨,纳兰“觇梭龙”,是去西北直至碎叶城,并且是独自奉使。下面从三方面试作论证。

清初对蒙古右翼三万户的政策及其背景

清初对蒙古右翼三万户的政策及其背景达力扎布清初漠南蒙古归附后，清廷对漠南蒙古左、右两翼部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自崇德元年开始在蒙古左翼各部推行扎萨克制度，凡率部来归的各部首领均予封爵，授扎萨克，世袭罔替，仍统原部落。而对右翼三万户各部或编为内属旗，或迟...

康熙对蒙古的政策和措施

玄烨(康熙皇帝)继承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确立的对蒙政策体系,实行“宣威蒙古,并令归心”,“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的总方针,具体实施了:对蒙古王公贵族进行封爵、年班、围班、赏赐、联姻,对喇嘛教既限制又推崇、利用,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北巡,扶植畜牧业、农业、渔业生产和贸易等政策。本文试图就康熙朝对蒙政策和措施作一分期,进而分析玄烨对蒙政策的产生、作用与实质。

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近两千年间,与封建君王关系密切的佛教高僧层出不穷,他们在宫廷的传法活动,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他们又往往要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如鸠摩罗什被后秦姚兴尊为国师,大量翻译佛经,佛驮跋陀罗受南朝宋武帝刘裕敬重,传播禅法于江南,又如玄奘与唐太宗,法藏、神秀、义净与武则天,八思巴与元世祖忽必烈,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从元代开始,藏传佛教受到元、明。

浅论明代女真与蒙古关系演变中的经济问题

清朝代替明朝而兴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蒙古问题,而蒙古从明朝统治下转入清朝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经济问题。本文拟就女真与蒙古在经济领域的利害关系,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清朝在喀尔喀蒙古建立盟旗制度的过程——以牧地问题为中心

众所周知,在清朝统治下,多数蒙古部落都被纳入“盟旗制”统治系统。关于这一制度的大体情况,过去已有不少论著说清楚了。但这些论著几乎都是依据《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则例》等清代史料或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史料写成的,而且只提到构成盟旗制度的几个必要条件,却没有涉及制订盟旗制度的具体过程,甚至似乎使人觉得蒙古归顺清朝之后,盟旗制度顺利实施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那么,盟旗制度果真是如此受蒙古人欢迎的统治方式吗?本文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试就喀尔喀蒙古引进盟旗制度的过程重新加以论述。根据过去的研究情况,下面首先探讨盟旗制度的梗概及其意义。

论林丹汗的败亡

1634年,林丹汗被后金军追击至青海大草滩,染痘疾而死,卒年43岁。探讨林丹汗的败亡及其原因,对于了解17世纪初叶中国版图上同时并存的明、后金、北元三个政权的关系,势力的兴衰消长,具有一定的意义。林丹汗(1592—1634),又称陵丹、民旦、虎罕、虎憨、虎墩兔憨、库图克图汗、力必登可汗,是成吉思汗的22世孙,黄金家族的嫡裔,察哈尔部的首领,北元史上最后一个宗主大汗。1604年,以布延(卜言)汗的长孙继汗位,年仅13岁。

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记(续完)

上述诸位官员人等按照他们各自的财力向我广施各种财物。此时,汗王(固始汗)福田施主为催促我返回西藏而派遣的使者哲蚌寺郭莽扎仓卸任轨萨师噶如巴·阿旺班觉和达尔罕囊素二人于二十日从西藏到达岱噶。皇帝派遣护送我返回西藏的以侍卫拉玛和吴达海贝子为首的几位使臣也已抵达。我接见了以苏尼特部丹巴台吉、多尔济台吉和曲什穹公为首的许多朝拜者,还给吴达海贝子等50人传授了三重誓尊牟尼随许法,给青哈特乌喇特部的堆巴衮等两千人传授了观音菩萨和白度母随许法,给托克里章京的夫人等授了居士戒,给以洛桑格隆为首的100名求学僧讲授了《经要三义》,满足了贵贱人等的愿望。

平准战争与康熙的后勤供应

康熙二十九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0—1697年)清朝与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战争,此即俗称的康熙平准战争。战争是由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的矛盾引起的。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均为蒙古之分支。在顺治初年,他们的关系是“间通使,间为寇”。至顺治中期,厄鲁特蒙古趁清军方定中原未遑远略之机,“吞噬西北,日渐强大”。(《圣武记》卷3“康熙亲征准噶尔记”)至康熙中期噶尔丹袭杀索诺木阿拉布坦自立为汗后,东侵西略。

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记(续)

七月初一,我们到达拉郭逊.宰桑固始与骑马者50人身着土默特服装来迎.寺院的百余名僧人也列队迎候。我在新建的土台座上向500人念诵了六字真言,得到了150匹马、骆驼、羊等许多布施.当行至一条称为衮额尔格的异常险峻的峡谷时,我们将驮畜和马匹集中起来,借助拴在从悬崖上滚落下来的巨石上的绳索攀缘而下,这样就好象有了依靠,人和驮畜都没有损失,这表明各自都有神在暗中佑护.在邻近杭尼逊里穹土的地方,上阿力克部落的百余人奉献了30匹马,我给他们传授了白伞盖佛母随许法。

康熙皇帝

1661年正月,清朝顺治皇帝去世,第三子玄烨即位,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改明年为康熙元年.玄烨1667年七月亲政,1722年七月去世,终年六十九岁,在位六十一年,庙号清圣祖.他正处在满族刚刚进入封建社会、行将统治全国各族人民的新局面;汉族则当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主义已经萌芽;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正在成长,处于原始积累时期.总之,本族、本国、世界都处在急遽的变革过程中,康熙皇帝在这种时代潮流里,究竟起过什么作用,乃是清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政治制度 1644年清军进关以来,全国处于战争状态中.

1688年噶尔丹入侵后的喀尔喀诸台吉与俄国

１６８８年噶尔丹入侵后的喀尔喀诸台吉与俄国〔日〕柳泽明前言１６８８年，卫拉特部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侵略喀尔喀，攻破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以后，喀尔喀诸台吉的大部分逃往内蒙古，寻求清政府的庇护。对于此事，宫胁淳子在对各种史料进行认真研究后，明确地否定了以往的观...

外八庙与清代政治

自避暑山庄建成后,皇帝每年秋猎前都要在此驻跸相当长一段时间消夏避暑,处理军政要务,而前来朝见皇帝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外邦使节也越来越多,清政府就因之在承德大兴土木,建造寺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