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和他的性无善不善而有私说

龚自珍寻求解救晚清“衰世”的致用途径,借用告子“性无善不善”论,并以佛性阐释,进而倡导“有私”,肯定个性独立,为挣脱封建传统桎梏的个性解放作思想准备,不愧为我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驱者。

农民理性及其合作行为问题的研究述评——兼论农民“善分不善合”

农民组织化就是农户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实现联合和合作的过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现实有效途径。然而,在国内,农民"善分不善合"的命题却长期困扰着人们。显然,研究农民组织化问题必须有赖于对农民理性及其合作行为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与判断,为此,有必要对相关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本文认为,理性农民合作行为是其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统一的结果,政府的有效参与是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实选择;同时,本文也对农民"善分不善合"观点进行了分析。

差序格局、善分不善合与城市社区建设——以中部地区某县城A小区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存在将社区文化建设等同于文化娱乐活动和精神文明建设,对我国传统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论述较多,对消极作用关注不够。通过对一个县城社区文化建设的实地调查,以"差序格局"和"农民善分不善合"为理论框架,分析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效果不理想和小区失治失序的内在根源。"差序格局"的特征使人们合作讲感情不讲规则;"善分不善合"使社区问题久拖不决,最终造成社区失序失治。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既要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又要克服其内在缺陷,从而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高中英语善学者与不善学者词汇学习策略差异研究——基于对山西省贫困县高中学生的调查

本文以山西省贫困县172名高二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工具,探究了山西省贫困县高中英语善学者与不善学者在词汇学习策略运用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善学者与不善学者在词汇学习观念、元认知和认知策略上均存在差异。善学者更善于运用词汇认知学习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

中国农民究竟是“善分”还是“善合”——论儒家文化对农民合作的影响

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农民究竟是“善分”还是“善合”论争不断。基于2014—2020年中国223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以农民合作社为研究对象,考察儒家文化对农民合作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表明:第一,儒家文化促进农民合作,这既是对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消极观点的有力反驳,更是坚定中国合作社发展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第二,正式制度在儒家文化对农民合作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抑制功能,正式制度越完善,儒家文化对农民合作的增进效应反而越弱。第三,在低开放地区和西部地区,儒家文化对农民合作会发挥更大促进作用,且在2019年合作社政策干预倾向调整后,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第四,儒家文化通过提高教育公共设施和社会资本水平间接影响农民合作。因此,政府应重视传统文化对现代合作文化的滋养效应、加快推动合作文化与儒家文化有机融合、加强教育公共设施建设和拓展农民关系网络,以推进农民的组织化与合作化进程。

郭店儒简人性论思想考察

随着郭店简的出土,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文字考释与义理阐发,并对其中所彰显的人性论思想进行了着重考察与探究,但由于出土材料公布时间未久,因而对其相关之研究并不全面、深入。在前辈、时贤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郭店儒简当中的人性论思想进行更为全面、深入之研究,以期能够廓清其相关的内容、思想与意义。

告子人性论辨析

朱熹、牟宗三和唐君毅都倾向于把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等同于性可善可不善论。针对这种倾向,本文首先分析这几位哲学家对于告子人性论的理解及其存在的困难,初步澄清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与性可善可不善论在人性设定上的差异,即性可善可不善论所隐含的人性论可以是性无善无不善论,也可以是性善论、性恶论乃至善恶潜在混合论。然后通过考察和辨析告子的仁内义外学说,揭示它与性无善无不善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借此呈现性无善无不善论与性可善可不善论在善恶产生途径上的差别,即性可善可不善论认为一个人的善恶是由环境造成的,而性无善无不善论则认为一个人的善与恶取决于自己如何对待自己的本性,所以告子有不动心养气之说。

高职英语听力学习策略使用调查研究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对高职学生的听力策略使用进行调查,并对善学者与不善学者策略使用的差异进行研究,旨在改进高职英语听力教学,也为指导听力策略培训提供一些依据。

龚自珍性情理论初探

龚自珍以具本体论意味之"我"立论,斩断传统天人之学的思路,重新发展告子性无善无不善的理论,并于儒家之重社会性之外,确立"情"为人之自然性的依据,恢复人的自然性意味,与传统儒家精神唱起了反调。

论告子人性论的本质主义特征

当下学者多以“生之谓性”概括告子的人性思想,认为告子错把“生之然”现象当作人的本质(人性)。他们试图把孟子的人性思想解释为一种本质主义,而把告子的人性思想解释为与这种本质主义立场相对的经验主义立场。这种解读未能抓住告子人性论的实质,错失了它的本质主义特征。实际上,追求一个普遍本质的理论旨趣,贯穿告子人性探讨的始终。孟告三辩中,两“或曰”体现的人性论虽建立在经验之上,但却是相对立的。对理论普遍性的追求,使告子超越经验主义立场,进入非经验的本质领域。告子通过杞柳和湍水之喻阐明“性无善无不善”之旨,区分善恶现象和人性,把人性看作是没有善恶区分的普遍本质。告子对“生之谓性”的“白之谓白”式理解,进一步印证了告子人性论的本质主义特征:性不是有着个体差异的生,而是普遍的生或者生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