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病房善别护理流程的建立与实践

目的探索老年科病房善别护理流程的建立和实践,构建老年住院患者临终关怀护理模式。方法建立老年科临终关怀组织架构,制定老年科住院患者善别护理流程,从老年患者入院到死亡后的丧亲安抚,以团队合作方式,提供连续的、一致的全程护理服务。结果实施3年来患者家属对病室环境、护理服务、巡视沟通、健康教育、临终关怀5个方面的满意率逐年上升,总满意率由94.67%上升至96.20%。结论开展善别护理能帮助老年患者改变对待死亡的态度,提高家属对死亡的接受度,提升护理服务满意率。

面向善治的政府数据领导力及其构建路径

善治蕴含着治理主体层面的“善者治理”、治理目的层面的“善意治理”、治理方式层面的“善于治理”、治理结果层面的“善态治理”四个核心要求。政府为了实现善治,应从善治涉及的主体、目的、方式、结果四大核心要素出发,以“善者治理”“善意治理”“善于治理”“善态治理”为导向,解读政府数据领导力的内容体系。政府应结合数据治理特点和实际管理情境,构建涵盖合众治理、质量治理、智慧治理和制度治理的领导力实现路径,即形成多位一体的数据共建格局,推进“善者治理”;建立优质高效的数据共融系统,保障“善意治理”;依托新技术搭建数据共治机制,落实“善于治理”;构建制度管控的数据共享生态,实现“善态治理”。

以“三个创新”为抓手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

202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天津时指出:“天津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要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等优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新征程上,天津必须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贯彻落实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的重要要求,努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党的二十大以来,天津通过深入实施“十项行动”,不断提升创新发展驱动力,扎实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

慈善法修改和实施的着眼点在于推动善治

慈善法实施七年之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其修改速度和效率在我国立法史上也是很罕见的,既凸显了社会各界对于慈善事业的高度关注和殷切期待,也体现了国家对于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

论食品安全权的伦理之善

食品安全权集公民个人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权利诉求与国家社会对公民个人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维护保障于一身,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伦理要义。食品安全权是对公民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价值认同和权利确证,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生命权利的维护和对饮食健康或无害的保障。食品安全权具有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自然善(存在)、追求健康和美好生活的自我善(发展)、为他人的食品安全之善生成共在的伦理世界(完善)等多重伦理深蕴,是自然善、自我善、他人善和社会善的有机统一,构成人们道德生活中其他善的始基和源头。

“善、至善、伪善”: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环节

康德的道德哲学真的是“空洞的形式主义”吗?哲学界之所以有如此批判,是因为康德的道德哲学从一开始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德性论,即关于善及其先验根据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被广义地理解为由包括德性论、正义论和根本恶论三个环节构成的道德哲学整体。康德道德哲学的这三个环节是围绕德与福的二律背反关系展开的:德性论的“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可视为康德道德哲学的起点;正义论在“至善”的框架内对人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进行了探讨,它为道德法则在现实中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外部保障;根本恶论一方面通过对“伪善”或“德行假象”的揭示,以及试图对人的善的禀赋的重建,为德性论的纯粹化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则通过所谓的“伦理共同体”为道德法则的践行提供了一种辅助手段。

感知社会善念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以往研究发现,感知社会善念影响社会善念“接受者”对“实施者”的亲社会行为。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先前互动中感知到社会善念是否会影响个体对随后互动中陌生他人的亲社会行为(溢出效应)。结合经济互动游戏与认知计算建模,考察了感知社会善念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青少年在先前互动中感知高社会善念水平时,在随后与陌生他人进行互动时,会做出更多的亲社会选择。计算建模结果表明,感知高社会善念增加了随后互动中的优势不公平厌恶倾向,但并未影响劣势不公平厌恶倾向。

信仰、秩序与权益表达——岭南善会类型及其管理制度(1840—1949)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岭南民间举办善会蔚然成风。善会初始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后逐渐拓展到以地域为基础的村落,再进一步发展为以业缘为纽带的工商业,这就形成了办会宗旨繁多的各类善会组织。民国时期的善会组织,受西方文化制度的影响,从名称到组织架构,越发呈现出现代公司制的特点。善会蕴含了祖先崇拜和鬼神信仰,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延续;其孕育的平等守约意识,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善会通过规条的制定形成对会员权益的保护,而对个人权利的维护推动了民间个体权益的觉醒,有助于为构建现代国家奠定公民意识。

迈向善治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价值定位

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善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和系统工程,善治目标的实现要立足于中国历史进程,围绕民生、民意和民情而展开。在通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现实国情和民族复兴的善治使命,开展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为落实善治为民的价值定位,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一系列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善治特色,也彰显了为人类做贡献的善治情怀。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价值定位贯穿于为民造福的价值立场,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不仅回应了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求,也必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基于深度合成技术的文化科技伦理风险识别与善治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人工智能直接参与数字文化的生产环节,既成为新质生产力,也增加了文化科技伦理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成上导致的“幻觉”叠加深度合成在内容传播过程中的虚假效应,进一步扩展了人工智能在数字文化领域的潜在风险;即在核心内容生产层面涉及新型文化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文化内容安全风险、文化版权安全风险,在外围传播层面涉及文化数据安全风险和新型文化信息安全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文化科技伦理风险根源于智能时代文化资本的数字化、人机关系倒置化和认知方式的变化。文化科技伦理风险的善治机制亟须在全球治理体系框架下,整合核心技术研发、预见性制度规范与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形成政府、企业、公共三方的“组合拳”效应,以人机协同、善治向上的治理机制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变革。

权力结构视域下的国家与村庄善治——以J省J市一个城郊村庄为例

国家是村庄治理权力结构中的关键一环,是保障村庄善治的重要力量。在城乡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村庄经济功能弱化,精英流失导致村庄权力主体弱化,行政村之下的自然村出现权力结构失衡与治理失序的内卷化现象。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2019年在全国迅速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有效震慑了农村黑恶势力。实践证明,从国家与村庄的关系而论,国家权力下沉,通过公权力介入与规制监督,可以引导村庄实现善治,促进基层社会更加公平正义。

化民善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官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

太祖圣谕六言是明代王朝国家推行教化、整合地方的一种国家与社会治理工具,在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则成为一种“国家在场”与国家意志表达的象征符号。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六言宣讲演绎实践是当时徽州社会化民善俗与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王朝国家在地治理重要代表的晚明徽州地方官致力于通过圣谕宣讲演绎这一教化环节,将王朝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理念直接下沉、灌输至治下乡绅、宗族等代理人及普通民众,以实现将所辖之区打造成为善治之域的目的。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主要体现为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理念熏陶的实践主体,紧密结合其所处时代特点与徽州府县地域实情,对圣谕文本进行灵活发挥以为己所用的过程。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呈现出居高临下、软硬兼施、家长式口吻、说教味重以及俗化、接地气等特点。

形而上学之善与实践之善--技术的历史之维与当代反思

古希腊时期制作活动因受制于必然原理而不被当做实践,但随着哲学的世俗化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制作活动奠基于科学技术被空前肯定,古典时期狭义的伦理实践在近代又演变为狭义的技术实践。技术实践的抽象方法置换传统哲学的形式逻辑成为理解社会生活的固定模式,这种“客观人格”的造就使人以及全部社会生活在技术理性的垄断下呈现出质的单一化发展,茫然的主体陷入以手段为目的的形而上学之善的追求。由此,应恢复存在的实践生命意义,通过联结伦理道德把握存在的价值和存在处身其中的总体秩序,探索存在作为实践生命的实践之善。

利益相关者保护的共同善维度--兼评新《公司法》第20条

利益相关者保护理论变革了公司治理方式,其现实基础在于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越发频繁,公司须接受“不得伤害他人”的共同善义务,尊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基于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互惠关系,公司需要在能力范围内促进利益相关者实现利益,由此,公司职工、消费者等自然人作为利益相关者,其利益可以被解释为人权。共同善要求公司以符合利益相关者共识的方式预防和消除人权风险,利益相关者因此享有参与公司商业决策的权利。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决策的公司治理模式代表合作式风险治理模式,有助于搭建共同担责的治理平台。新《公司法》第20条接纳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人权理念融入公司法之中,反对公司从人权风险中获利,期待公司为实现人权目标赋能。该条款的落地需要限缩利益相关者的范围,重塑公司管理层,建立容纳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治理结构,赋予利益相关者保护强制力,督促公司管理者、股东、投资者在商业活动中探索平衡之策。

循数善治: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基层治理?——基于浙江衢州“邻礼通·三民工程”的案例分析

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是实现基层善治、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目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体系具有管控性强、覆盖率高等优势,然而社区治理难度增大和治理任务繁重等现实难题也阻碍着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升。本文提出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框架,根据现实基层治理的困境和难点,提炼了“循数善治”的赋能模式,总结了五条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作用机制,并结合浙江衢州“邻礼通·三民工程”的案例具体分析。衢州市的基层治理改革创新对治理模式转向善治的本土化耦合提供了循数善治的数字赋能路径,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实现国家善治,开拓了一条数字时代的基层治理新路。

把握三重属性以首善标准推动首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2024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这是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始终要坚持的立场和方向。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首先要把价值立场调整到教育的“三个属性”上来。要牢牢把握政治属性,着眼于为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培养人,建立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牢牢把握人民属性,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牢牢把握战略属性,立足于为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功能发展人,切实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

数字德育体系的价值追求:人技共善

向善是德育的内在之意,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德育的目标,加上数字技术本身的缺陷问题,多种因素影响下,人技共善自然成为了数字德育体系的价值追求。这样的目标意味着该体系不仅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也要追求技术的合理实践,还要建构人技和谐互动的格局。人和技术是数字德育的两大基本要素,数字德育体系要从设定对应的目标、加强人的德性培养、采取灵活的技术运用方法、加强技术的应用治理等方面来实现人技共善的价值追求。

讲好苏州故事,善治千年古城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苏州自建城以来,绵延2500多年,水网密布、商贾云集、文化繁荣,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经千年,站在新时代的路口,城市要改造发展,历史文化同样要妥善保护,协调好二者的关系,造福一方百姓,传承中华文明,善治千年古城,苏州将如何作答?2022年是苏州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姑苏区成立10周年。

论长善救失

长善救失是《学记》中的重要教学原则。古代学者在诠释长善救失的过程中,形成了“长善而救失”与“救失则善长”两种不同的思想观点。郑注孔疏从长善而救失的并列结构来诠释长善救失,王夫之、孙希旦则是从救失则善长的偏正结构来诠释长善救失。宋代学者在注释长善救失的过程中,引证《论语》原文来解释“四失”及如何“救失”,既用孔子与弟子之间的言语交往生动再现了古代教学活动,又为长善救失找到了哲学本体论依据。近现代社会以来,学者们开始从教育学立场来理解《学记》文本,并运用教学原则范畴来诠释长善救失。从教学过程中教和学的得与失来理解长善救失,体现了诠释长善救失原则的新思路。无论是并列结构之长善而救失,还是偏正结构之救失则善长,长善救失原则的最终指向都在于长善,这正是一体两面之长善救失原则的本真所在。

朱子的义利观能证成“善之异质性”吗?——基于康德主义的考察

希尔伯在研究康德哲学时提出了“善之异质性”问题。李明辉据此认为朱子无法从理论上说明“善之异质性”而仅仅能够说明其反面——“善之同质性”问题。在研究人心道心问题时,林月惠也批评朱子无法说明“善之异质性”问题。为简化论证,本文从朱子的义利观去证明朱子伦理学的性质是义务论。不同于目的论以非道德价值说明道德价值,义务论反对把正当和义务简化为非道德价值的计算,从而能够充分解释“善之异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