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的博弈:西安事变善后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因领导陕甘方面与国民政府对抗而加深了国民政府对他的恶感,根本解决杨的声音很强。中央军进入西安之初,蒋介石还要借助杨,因而对其较为温和。在东北军东调后,蒋即竭力压迫杨辞职出洋。但杨虎城并不立即遵命行事,而是有意无意地拖延,其根本目的是希望留在国内推动抗日。在受到压力后,则提出名义、经费、生病等问题。但这些办法只能敷衍蒋介石一时,最后仍然不得不辞职、出洋。事变善后时期,去除杨虎城在国民政府内有相当共识,这既满足了蒋介石的报复心理,也符合国民政府维护纲纪以及彻底控制陕甘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杨虎城更多的只能是遵从,延宕只能更增加蒋的恶感。

被遗忘权视阈下个人涉疫信息善后处理的制度构建

互联网技术与海量数据的结合使得“圆形监狱”成为可能,大数据的介入更加剧了涉疫信息保护与侵权之间的冲突。要保护好个人涉疫信息,首先要理清删除权与被遗忘权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涉疫信息权益易受侵害、法律制度空缺、善后管理机制混乱等问题,探讨涉疫个人信息善后处理的制度构建。为此,或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为桥梁,将被遗忘权明确写入法律,推动涉疫个人信息善后处理制度的落实,即在明确涉疫信息删除标准的前提下,推进信息收集主体“主动删除”,强化信息主体通过申请或诉讼方式进行“被动删除”,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涉疫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的风险。

外援与重建:中国战后善后救济简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战争受灾国进行善后救济。庞大的善后救济计划成绩斐然但不无遗憾,联总对中国的善后救济不得不卷入战后国共两党的政治纠葛和战争冲突之中。联总对中国的善后救济体现了西方人道主义理想,但却不幸遭遇了中国政治纷争的冲击。

合作与冲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华物资禁运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战争受灾国进行善后救济。但是中国的善后救济却面临重重困难,如何有效地将联总物资进行储运和分配,行总和联总有许多截然不同的设计和规划。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与摩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46年联总对华物资禁运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四一二政变”善后问题的处理研究

新疆“四一二政变”后即引起苏联、印度、南京国民政府等的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拟定在政变善后问题的处置上以“和平善后”为原则,一者派黄慕松入新宣慰,对刘文龙、盛世才暂不予正式任命;再者试图派兵赴新,以期直接掌控新疆。“六二六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调整其善后策略,决定任命刘盛二人,另派罗文干巡视新疆。罗文干入新后,撮合马仲英、张培元在10月间形成“张马联合倒盛”计划。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借战事对盛世才不利之机,于12月间再度转换策略,试图以“三方牵制计划”来稳定新疆局势,但盛世才引苏军为援,先后击败张培元、马仲英,致使南京国民政府意图借政变之机直接掌控新疆的计划归于流产。

李化龙与播州的社会治理——以《播州善后事宜疏》为中心

《播州善后事宜疏》是《平播全书》中非常重要的一篇,历时一百一十余天的播州之役到李化龙上此疏时已基本结束,如何恰当地处理战火后的播州事务,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作为平播之战总指挥的李化龙在上疏中详细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主要有改任流官、分其地为两省、兴教育、派兵防卫等,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播州地区的安定,加强了中央王朝对播州以及其周边地区的统治。

刚柔相济——宋朝对十国旧疆军事善后举措探析

宋朝征服十国后,对其采取了多项军事善后举措。除令少量归降军队解除兵籍、复员返乡外,大部分十国军队均被强制编入禁军,降将也多被解职受监;将原十国军事性都城和军事重镇加以摧毁,以削弱地方武备力量;通过平定降兵反叛和贼寇暴乱,以及收缴民间兵器的措施维护地方稳定;通过屯驻军队、新建衙署重建地方军事秩序。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宋朝加强了对十国旧疆军事控制的能力,有效避免了十国入宋之际社会秩序的动荡。与秦、汉、西晋、隋、唐等完成统一的朝代相比,宋朝更注重对新征服地区军队的收编和新型军事性行政区划“军”的建设,而在摧毁地方城池、收缴兵甲方面着力相对较小。同时,诸多经济安抚举措的配合实施,使原割据势力再次反叛和当地贼寇聚众暴乱的情况较前代大大减少。

浅析清季新疆建省中的善后抚恤问题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政府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不断建立善后局,用以处理各地善后事宜。各地善后局建立后,都着重完成了重要的一项事宜,即战争后的善后抚恤。良好的善后抚恤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对于吸引更多百姓加入军队和稳定边疆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乡镇面源污染对古泊善后河水质影响及防治措施研究

古泊善后河是泄洪、排涝、送水灌溉的主要河流渠道,是沂北地区流域面积最大的排涝、灌溉河道。本文以2021年古泊善后河李套渡口断面例行及专项监测结果为依据,研究古泊善后河水质状况及变化趋势,分析污染原因,研究防治措施。结果表明,古泊善后河污染主要来自支流汇入,支流沿线的农业面源污染和乡镇生活污染等是影响古泊善后河水质的重要原因。建议相关部门建立详细问题清单并制定销号制度,全面管控农业面源污染,加强污水收集处理,强化区域生态修复和水系沟通。

“善后大借款”的恶债典型析

善后大借款的缘起、交涉过程、合同内容、用途与影响，充分表明这是近代中国外债史上一笔典型的恶债。袁世凯借款是为追求封建独裁，列强放债旨在进一步宰割中国。五国银行团紧密配合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利用袁世凯政府对它们的依赖而压迫其签订的借款合同，充分满足了列强通过放债进行可以控制中国金融财政为目的经济性掠夺，并造成政治上巨大影响的卑劣欲望，也支持了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推行。

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善后救济业务初探

湖北省因其交通枢纽地位而成为抗战胜利后难民返乡的集散地,故其善后救济业务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湖北省善后救济分署从救济着手、从善后着眼开展各项业务,有力地促进了战后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经济的复兴。

善后性服务如何善后——对企业现行善后性服务的反思与变革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质量问题对任何企业来说都不可能完全避免,面对质量问题,企业如何进行善后性服务才能真正做到善后——让顾客满意并进而赢得顾客忠诚。我国相当多企业的现行做法是:以消除顾客不满意为基准进行善后性服务。其实,如此之服务并不能起到善后的作用,企业要真正做到善后,赢得顾客满意并持续不断获得顾客的货币选票,必须对现行的善后性服务策略进行根本性变革,变消除顾客不满意为赢得顾客满意。为此,企业应该学会找寻能够给顾客带来满意的因素并竭力满足之。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和解放区的救济事务

联合国救济善后援助原本是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不带明显的政治色彩。然而,重达250万吨的联总物资,意外地卷入一个内战的国度,最终可能直接或间接转化成影响战局的重大要素,难免引起交战双方的激烈争夺。国民党政府利用其接收、分配联总物资的权力,极力阻挠解放区公平分享联总物资。在解放区救济总会的据理力争和联总驻华办的同情支持下,解放区获得大约8万吨联总物资。这有力地维护了解放区人民应得的利益。

从《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到《二十九条》看清朝对西藏治理的加强与完善

稳定的政局、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日益增强的国力,是清前期有力统御和管辖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条件。本文主要通过对清乾隆时期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历史背景、事由、内容和意义所做的比较,考察分析这一时期清政府对西藏治理加强与完善的历史轨迹。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述论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是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江西开展善后救济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它存在的两年内,开办了一些紧急而又实用的救济事业。文章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成立和取消的缘由、运作程序、业务开展状况及其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和论述。

胡憨战争与善后会议

段祺瑞以“执政”的名义重新上台后，为使其政权合法化， 召开了“善后会议”。但是，在会议召开期间，河南又爆发了国民军系胡景翼与镇嵩军憨玉 琨的战争。该战争是段祺瑞一手造就而成，但又严重影响了会议的进程，从而给执政府本 身以沉重打击，并对北方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5年的汉江特大洪灾及其善后

1935年,汉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汉江中下游地区田舍为墟,人畜漂没,灾情之严重,较之1931年长江全流域大水有过之而无不及,湖北社会经济亦因此而再遭重创。在当年全国被灾县市、被灾面积、灾民人数、财产损失的各项统计中,湖北均名列首位;而在湖北52个被灾县市中,损失最为惨重者,又大多出自汉江流域,其创重巨深可见一斑。大水过后,汉江治理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拨出巨款,对汉江沿岸重要堤防加以修复,著名的钟祥遥堤始得兴建。工商界人士亦在赈灾及灾后重建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复初期台湾善后救济分署业务经费问题之探析

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成立,负责台湾地区相关的善后救济工作。1945年11月—1947年5月,台湾分署利用联合国提供的各类物资,广泛开展善后救济工作。不过,由于国民政府财政紧张,无法从财政预算中保证各地区善后救济的专项拨款,台湾分署陷入经费紧张的困境。为了解决业务经费问题,台湾分署不得不大量平售善后救济物资,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台人员从赈济立场出发,对分署平售物资提出各种异议,双方产生争执。从台湾分署业务经费的紧张状况、解决途径以及由此衍生的问题,可以看出光复初期台湾善后救济业务开展的艰辛,也为全面评价台湾善后救济分署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乾隆年间八旗汉军出旗善后问题探析

乾隆年间,八旗汉军的出旗共经历了京城禁旅出旗、福州试点出旗和全国规模集体出旗三大阶段。在此过程中,清廷秉承公私兼顾、维稳为主的方针,从出旗汉军的落户与再就业、公私财产的交割与补偿、功名的迁转与继承等方面筹划解决善后问题。汉军出旗的实质是清廷以牺牲汉军旗人利益为代价,暂时和部分地保障八旗核心——满、蒙旗人。虽然暂时取得了效果,但也造成了此后"满汉一体"破产、汉军总体地位下降、生计问题日益严重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