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袁黄《了凡四训》劝善思想的宗教影响

袁黄《了凡四训》是一篇劝善积德的儒家家训作品,但在劝善原理、劝善法则、劝善实践、道德评价以及训诫的写作形式等方面都深受宗教,特别是禅宗思想和观念的影响。这种宗教影响既与明代三教合一的社会风气有关,也与袁黄家族崇教的家学源渊有着密切关系。

晚清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关系的新转向——以江南善士余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普遍将晚清善士余治置于以晚明袁黄为开端的江南劝善系谱之中,但这与余治的自我定位及实际情况存在出入,通过考察余治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与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儒学的宗教化转向相比,晚清地方儒者的劝善活动则表现出在民间信仰中强调儒家主导地位的新动向,这与清末民初的救世团体及康有为的孔教运动之间存在某种思想关联。对余治劝善思想中这一面向的考察,有助于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之下重新思考儒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太上感应篇》、《玉真先生语录》劝善思想之比较

《太上感应篇》是成书于北宋年间的道教劝善书。《玉真先生语录》是集成于元代初期的净明道经典。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两部道教文献劝善思想的相同之处,并试图指出它们劝善目的的差异。

试析尹昌龄的办善思想

尹昌龄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个传统士绅,他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礼仪教化思想的影响,这也反映在他办善思想上,力图维持并发扬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主要来自于他个人对这种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保持发扬和他所接受的传统教育背景。尹昌龄所生活的大变革时代,从西方的传来的各种思想正冲击着当时各阶层的民众,尹昌龄自然也不会置身于这种冲击之外,尹昌龄的办善思想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即建立现代社会救济事业,进行“根本”救济成为大势所趋。本文试图就尹昌龄办善中所体现的这种矛盾复杂性做一分析。

孟子“善治”思想及其对当代大学治理的启示

孟子的善治思想,主要是指他的有关社会政治活动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及其价值精神的思想。他以行"仁政"为最高目标的善治理想蕴涵了他的善治主张,也为统治者提供了善治的基本规范。从整体来看,他的善治思想主要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民生观,"民贵君轻、仁民爱物"的权力观,"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政绩观,"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观以及"取于民有制"、"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的廉政观。从他的民生观、权力观、政绩观、用人观和廉政观中可以得出当代大学治理的三点启示:以人为本、依法治校和民主管理。

清季民初革命派的尚俭善政思想刍议——以孙中山和宋教仁为中心

清季民初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派针对中国近代社会之窘状,利用传统尚俭善政精神,努力融合西方近代相关思想,积极推进中国传统政治近代化。他们自觉遵循尚俭精神探寻有效之法不断追求善政,充分利用俭以养德强化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贯彻俭政精神革故鼎新着力打造良善共和政府,秉持尚俭善政精神继续革命循名责实再造共和,四个有机统一彰显重构中国近代尚俭文化特质。他们的具体践行促进了中国传统尚俭思想近代化,丰富了中国近代政治文明内涵,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

论明代救荒中的劝善思想

明朝中后期,士绅用劝人为善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参与救荒。他们总结了长时间的切身经历形成了劝善思想。这一思想首先是援引儒释道的因果报应思想,利用民众的信仰去解决灾荒这一社会问题;其次,士绅利用血缘、地缘关系的作用劝富人多行善事,帮助同族及乡里的贫困饥民渡过难关,这是中国古代人情社会的传统在灾荒应对过程中的作用;再次,明代士绅还会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向富民分析灾荒可能导致的社会动乱甚至农民起义,这是利用利害关系劝人行善,体现了劝善思想及行为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的功能。在明中后期官府救荒普遍推行不力的前提下,士绅的劝善让民间救荒这一传统得到发扬,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救荒效果显著。

论马克思国家理论与善治思想的契合

政治理论把国家视为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马克思也在其著作中不断强调国家理论在政治学理论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而善治理论作为当代政治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较为新颖的理论,其理论渊源、发展路径、现实应用均体现了当代国家与社会二元发展的和谐模式与路径创新。本文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契合点,认为善治理论是对马克思国家理论在当代的诠释。

王绍增先生的善境思想

对王绍增先生的思想成果进行梳理和综述作为对先生的追忆和纪念。王先生求真向善的风景园林学思想体系可以用善境思想简要概括,可大致归纳为对西方思想的批判性思考,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解读与传承,对营境学的构想和对善境愿景的描绘4个阶段。希望本文可以作为同道学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王绍增先生思想的垫脚石,以便后人传承和发扬。

《老子》“善治”思想与古医学理论的会通

《老子》与古医学理论的会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老子》"善治"兼指"治国"与"治身",其中包含着对生命产生、存在与死亡的思考,与古医学的生命意识和探寻领域相契合;二是古医学的"阴阳学说""反者反治""惟顺而治"及"治未病"理论均可与《老子》"善治"思想中的"中和""贵柔""顺治"及"治未乱"一一对应。"善治"思想之所以与古医学理论会通,一是基于先秦两汉学术"万物一体"的整体观,作为宇宙间事物,国家与人体亦同原、同构、同存,从而使二者可同病因、同治疗;二是从"治"字本义及引申义的考察,推论治国与治病均为遵循事物规律而行的循理之术,"善治"之道与治病之道可相通互用。

中国传统行政的善治理想及其现代影响——以黄宗羲为例

中国传统行政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内容,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并在明清之际达到了它近乎顶峰的极限状态,黄宗羲的善治理论就是它在这个阶段的重要代表。黄宗羲视域中的善治在内容及方式上,都延续了儒家传统主流观点。它在内容上首先要求圣王,即唯有圣王才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谓善治实际上就是“不忍人之政”;其次它还将善治的具体内容确定为养民与教民,“养民”就是使民足以事父母及畜妻子,养生送死无憾,“教民”就是用圣王学说教育民众,使民衣食住行都合乎礼;再次它还主张治理目的是使民皆“至于至善”和“止于至善”。中国传统行政理论的善治理想在现实中还有强劲的生命力,它既表现为行政的强烈伦理导向,又表现为一种主动作为的积极政府观,还表现为一种彻底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

《老子》“社会善治思想”辨析

以现代社会治理理论为参照系,可以看到《老子》一书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善治思想。《老子》在批判"有为政治"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善治概念,讨论了社会善治的本质,并多角度地阐述了社会善治的具体内容。尽管现代社会治理理论与《老子》的社会善治思想之间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但《老子》的社会善治思想对今天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是不容质疑的。

孟子的“善治”思想研究

孟子的善治思想是指以他的"性善"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有关社会政治活动所应遵循的价值精神思想。他从人的内心亲证善端,并以推广内在善端的方式来论证人性善,为善治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以追求"仁政"为最高行政目标的善治理想为统治者提供了善治的基本规范;他追求以"养浩然之气"为基础的道德自律,主张清心寡欲、改过自新、道德磨砺等修养方法。

试析善导念佛思想的基本内涵

文章分析了善导念佛思想的基本内涵，指出善导的念佛思想主要由念佛的心理基础（“三心”说）和念佛的实践方法（称名念佛）两方面组成。

论孙子善俘思想的人文价值

如何对待俘虏是战争中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战争能否尽早结束、战争目的能否最终实现。孙子提出应善待俘虏,孙子的善俘思想,是春秋时期兴起的民本思想和人道主义观念在战争领域的体现。它主要表现在孙子对战争中人的生命的尊重、对战争进程中人的能力和作用的肯定、对实现战争目的过程中人的价值的认识。孙子的善俘思想,体现了仁爱的理念和人性的光辉,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和深远的人文价值。

中国特色乡村善治思想及实践:传承与创新

中国乡村治理和善治思想有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近百年历程中,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体系。论文在梳理中国传统善治思想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探讨乡村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和新时代的发展创新,认为:中国传统善治思想与实践的历史经验具有强大生命力、珍贵价值和现实意义;乡里自治和善治思想转化为自治和善治制度,加上与之匹配的自治组织体系,是乡村自治达其善治目标的最为关键的要素;中国传统的治理和善治思想与实践的历史经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量、地位和作用,更是新时代乡村善治之路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医治身心:医学方书与晚明清代的劝善教化

善书向来重视宣扬与医疗相关的慈善活动,晚明以前,劝人施医舍药是其基本表现形式。明末清初,随着劝善运动的高涨,大量善书收录医方或方书,施送医方或方书随之成为新兴的劝化内容和手段。在此过程中,善书与方书呈现融合之势,善书编写者借鉴医方的书写模式建构伦理道德,善书传播者借助方书非常实用的优势努力扩大善书的影响力,很多方书的编撰、刊刻和传播则越来越"善书化",而且一种新的文类——劝善方书从清初开始流行起来。此类书籍虽以医学知识为主要内容,但并非价值中立,它们秉持"医治身心"的理念,赋予文本道德价值和规训力量,将人的心灵和身体都纳入劝善话语的调控范畴。

《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研究方法论的解读

程恭让教授积20年心力所成的《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从一个看似人尽皆知的概念出发,展开了一个宏阔的世界,用作者的一部书名来说可谓"华梵之间",视野宏大、剖析入微。该书既有学术结论的价值,又有方法论上的启示。该书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为中心,通过对数部初期大乘经典与两部中后期大乘经典的研究,还原善巧方便的本意,彰显其被忽视的重大价值,提出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智"不一不二、不即不离、平衡开发、辩证彰显","实现菩萨智慧学与菩萨伦理学的高度统一"。~②这一对大乘思想重新解读的价值,已经有数篇相关书评,笔者即不赘述。~③本文的重心是对该书研究方法论的解读,略述方法论对笔者的启示。

儒家和道家的“善”文化差异探究

“善”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价值尺度,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也是审美文化范畴中的重要理念。儒家、道家中的“善”思想有以下差异:儒家的“善”思想侧重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从“善端”到“至善”是一个“驱而之善”的过程,在美学上追求尽善尽美、美善统一;道家的“善”思想侧重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指合乎事物本身的存在方式,强调去除人为的社会性的道德对人习惯的束缚,“去善自善”。美学上追求“大美”即善,是真善美的统一。儒家、道家传统“善”文化,对当今现代化转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要坚持自我完善,与人为善,和社会、自然和谐相处,最终实现“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