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1950年代台湾政治压抑下的诗歌突围

1950年代的台湾诗坛在政治性"战歌"、"颂歌"之外存在着多种文学民间空间,以"蓝星"、"现代"、"创世纪"三大诗社为代表的众多民间诗社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进行了各有个性的探索,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弥补了新诗的某些缺失,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好诗,使1950年代成为中国新诗并非歉收的年代。在这过程中,台湾诗人经历的艺术生命的"脱胎换骨",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提供了战后中国文学政治压抑下"主体性"建构的重要经验,大大丰富了1950年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论汉语精神与“西化”问题

在“现代性”语境下对于汉语的反思,实质上是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文学创作界对于衔接汉语传统的努力,实际上昭示着人们对于现代汉语中“恶性西化”的不满和批评,昭示着文化界对于汉语精神的深刻醒悟和孜孜追求。“汉语精神”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流动的系统和过程。提倡“汉语精神”,并不是一味地反对“西化”,而是要提倡“善性西化”,反对“恶性西化”,其核心是处理好现代性与古典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中华性与西方性的关系。

西而不化与西而化之——余光中汉文学语言论之一

60至80年代,余光中结合其教学、翻译及创作的经验,对中文西化这一语言学课题作了大量的论述,内容包括:1.近百年来欧美语言“入侵”中文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2.中文恶性西化病症和病因分析;3.倡导不违背中文常态的“善性西化”。余光中的“中文西化论”在其汉文学语言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不仅对汉文学语言理论有独到贡献,而且为汉语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