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义务是否需要作为受信义务的第三维构成?

善意要求是公司法中最为尴尬的问题:它几乎一开始就被植入受信义务,但却一直被虚置不用,成为名副其实的摆设。在“商业判断规则”的庇护之下,公司管理者几乎无责任可言;在形式主义的遮掩之下,公司管理者可以轻易逃避责任。这样的法律规则与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格格不入,相距甚远。有鉴于此,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重新竖起受信义务中善意要求这面旗帜,并将善意要求落实为具体可执行的义务。受信义务在我国《公司法》中是一项远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制度,它不仅是我国《公司法》的重大制度缺陷,更是我国公司治理需要完善的法律救济。本文针对这一目标假设检讨了比较法上的经验,探讨了善意要求的指导意义和善意义务的具体执行。

董事信义义务中善意义务的性质与体系定位

在公司法修改的趋势下,我国公司治理理念发生了转向--从股东会中心主义转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会的权力逐渐扩大,董事信义义务的重要性逐渐提高。我国的董事信义义务是对英美法系的董事信义义务的法律移植,因此,英美法系的董事信义义务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值得我国参考。英美法系的董事信义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随后善意义务的概念被提出。在美国理论和实践中,善意义务存在多方面的争议。比较、分析善意义务性质,以及善意义务、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之间的体系关系,对我国公司法有所助益。

国际法中善意协商义务的适用方法研究——基于国际法院实践样本的分析

善意协商义务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一基本国际法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多个国际法院案例确认为重要义务甚至具有国际习惯法的地位。但由于善意协商义务天然所具有的模糊性,在国际公约和国际法院案例中,并没有明确列举满足该义务的具体要求和审核标准。在国际法院所有涉及“善意原则”的案例中,有超过60%的案例都涉及善意协商义务,国际法院将其作为最主要的善意原则的具体适用形式。在这些案例中,国际法院不乏前后不一致的观点与立场,但整体来看国际法院在审查国家是否满足善意协商义务时,通常要求当事国应当按照既定的谈判流程真诚而有意义地进行谈判,不可仅仅是走形式,并应当考虑到各方的合理利益并作出相应的妥协与让步,不得无合理理由延迟协商、拒绝沟通并固执己见。在多个案例中的国际法院管辖权确立阶段,国际法院认为满足善意协商义务应当是诉讼前置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另外在有可能涉及他国利益的跨境损害案件中,国际法院要求善意协商义务应具体体现为及时通知利害相关方并及时作出信息共享披露与协商行为。

董事合规监督义务的构建——以内生性合规为视角展开

近年来,以行政权主导的外源性合规在我国蓬勃发展,但外源性合规与公司治理存在内在冲突,导致行政权介入公司治理、合规成本外部化等问题。立法者应当限制外源性合规,让行政监管部门放弃作为单边合规体系设计者的角色,更应当在公司法体系内构建内生性合规制度:董事合规监督义务,以董事会作为承担合规监督义务的主体,让董事会在“授权与归责”的机制下,自主考虑合规体系的设计与运行。董事合规监督引入的体系选择是将合规监督义务作为勤勉义务的特殊类型,并为勤勉义务再造理性管理者标准,以此吸收善意标准和注意标准,将善意标准作为董事合规监督义务的审查标准。董事合规监督义务的内容包括:董事会负有建立合规体系的预防性合规监督义务,以及建立公司合规体系之后,董事会维护合规体系有效性的持续性合规监督义务。

浅论表见代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

我国《合同法》首次明确规定了表见代理制度,但《合同法》与《民法通则》都没有明确规定表见代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但表见代理相对人应当享有着与一般代理或无权代理相对人不同的待遇,他可以主张表见代理权、选择撤销权,同时也应当承担善意注意和举证的义务,并有待于我国表见代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

浅论表见代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

我国《合同法》首次明确规定了表见代理制度,但《合同法》与《民法通则》一样,都没有明确规定表见代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而相对人在表见代理中享有着与一般代理和无权代理相对人不同的待遇。文章探讨和分析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为健全我国表见代理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工资集体协商行为主观要件的法律塑造——以美国劳资善意谈判义务为借鉴

劳资双方在分配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具有对抗理性,为了减少对抗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成本,可以借鉴美国法律的劳资善意谈判义务。此项义务的目的在于促使劳资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充分展示达成合同的善意,进行合理的会面、沟通和磋商,违反此项义务将构成不当劳动行为。判断善意的标准包括本身违法行为标准和谈判行为整体性标准。为了保障善意在谈判中的贯彻,此项义务要求劳资双方分享与集体合同相关的企业信息。这一系列集体劳动关系治理经验有助于分析解决我国不断发生的集体劳动争议,完善工资集体协商行为的主观要件,推动其在实践中更为切实地发挥作用。

美国法上的贷款者责任研究

从美国成文法和判例法来看,对贷款者责任的规定主要是监督义务、善意义务、信托义务和惩罚性赔偿义务。然而,监督义务不宜作为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善意义务弱化了贷款合同中的保证机制,增加了违约风险,激励了借款人的不当行为;信托义务和惩罚性赔偿义务均对借贷双方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我国在加入WTO背景下应审视重构贷款者责任之规范。

利益冲突背景下责任保险人善意和解义务的构建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责任保险和解中固有的利益冲突,以及保险人控制和解的事实决定了保险人具有滥用权利的自利倾向。为了防止被保险人免受第三人追索,以及免于向第三人承担超出保单限额之外的责任,有必要在肯认保险人和解控制权的同时配置以相应的善意和解义务。准信托关系兼顾了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权利委托的依赖性和固有利益的冲突性,应当成为塑造和解关系构造的一个理想选择。基于这一关系定位,有必要以防止权利滥用作为构建责任保险人善意和解义务的价值导向,要求保险人在控制和解的过程中尽到善意义务,对于被保险人的利益给予犹如自己利益一般的同等关注;对于保险人违反善意义务而给被保险人造成权益损害的和解行为应当认定为构成恶意侵权,以跳脱出违约责任的救济缺陷,确保责任保险人切实履行善意和解义务。

司法视野下的FRAND原则——兼评华为诉IDC案

FRAND原则来源于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意指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公平、合理、无歧视"地将自己所属的必要专利授权给所有技术标准的其他专利权人和实施方。然而,由于FRAND原则自身语言的模糊性和概括性以及为"中立地位"所限的标准化组织在FRAND原则解释与判断方面的"不作为",法院不得不成为解释和使用FRAND原则的主要平台。中国法院也对如何适用FRAND原则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导向。然而,对于FRAND原则的释明,法院可以更进一步确认和完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违反FRAND义务的责任承担问题,以从源头上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论我国构建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依据与路径

我国法学界对于是否应确立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仍有争论,但立法上已倾向于对控制股东的行为施加更多约束,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从理论到制度的转变。虽然对于是否所有股东都应无差别地承担信义义务仍存争议,但当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至少公司的控制股东应当承担信义义务。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是为了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其以股东为公司所有者的定位而展开。控制股东与公司,控制股东与其他公司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这是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产生的根本原因。此外,非控制股东对控制股东的信任、禁止权利滥用、公司合同的固有缺陷也是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产生的原因。就我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法律适用而言,应立足于我国市场经济及司法实践,以"解释论"为基础,结合"立法论",确定勤勉义务、忠实义务及善意"义务"的具体适用方案。

标准必要专利FRAND原则的规范解释与司法裁判研究

FRAND原则在标准必要专利制度中具有重要法律地位。民法学理、专利法学理对FRAND原则的法律属性进行规范解释,但这不能揭示其法律本质。法律经济学对FRAND原则进行合同解释,虽能够揭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交易的效率需求,但难以规制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行为。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将FRAND原则解释为利益第三人合同,虽契合法律经济学解释路径,但难以厘清专利权人与实施者承担的许可合同义务。大陆法系国家司法认定FRAND原则的法律属性为善意谈判义务,这符合FRAND原则的规范解释,但未能明确其具有双边义务属性。FRAND原则的规范属性应当为双边善意谈判义务,法律可构建谈判框架来督促专利权人与实施者履行双边善意谈判义务。专利权人或者实施者中的任何一方违反双边善意谈判义务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未经许可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的行为本身属于侵权行为。司法可根据专利权人或者实施者违反双边善意谈判义务情况,对是否准许颁发禁令以及支付许可费进行裁判以实现FRAND原则的制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