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执行”辨

“善意执行”在现阶段被提倡与强调,与中国民事执行兼具实现债权与纠纷解决的双重功能、“非规则型”制度等特征以及过去几年运动式解决“执行难”造成执行法律关系结构失衡有关。“善意执行”是一项具有微观面向与宏观面向的制度性平衡装置,并不能被比例原则所替代。善意执行以介于依法执行与违法执行之间的“灰色地带”为作用领域,旨在统筹兼顾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乃至社会的利益,导向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为防止执行人员以善意执行为名滥用行政性裁量权,应当确立适用它的一般方法或裁量基准,并构建事中及事后的监督机制。

论“善意执行”的内涵——以应对新冠疫情为切入点

"善意执行"是在"用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实现之后才被提倡的理念。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善意执行"在实务中的适用,但法院未加反思消化即适用,难免产生偏颇。"善意执行"并不仅限在特殊时期才能适用。为此应从"一个重心"、"一项核心原则"和"一种利益平衡方法"及其相互关系来把握"善意执行"的内涵。"一个重心"指执行以强制性和效率效果为重心。"一项核心原则"指执行比例原则,包括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子原则。其中妥当性原则与"一个重心"相衔;必要性和均衡性原则与利益平衡方法相通。"一种利益平衡方法"包括宏观和微观两层平衡机制,前者以严禁超标的查封为例,是对在实务中未周全保护被执行人利益现象的纠偏;后者以疫情复工复产典型案例为例,旨在衡量执行效果时,打破个案的边界,追求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

制裁措施定位下民事执行拘留的围囿与优化

在经历立法承认、立法强化与体系化三阶段后,执行拘留措施的规范内容虽愈发成熟,但性质模糊及立法粗疏的痼疾导致在实务适用中出现了适用随意及功能异化的问题,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执行拘留的实质内涵与程序保障。《强制执行法(草案)》创设性地将其界定为制裁措施,通过类比行政制裁措施应将其定性为具有惩戒性质的司法处罚。通过借鉴行政处罚相关立法与理论成果对拘留措施的适用条件、决定程序、实施程序和救济程序进行制度优化,确保拘留实务有法可依。通过坚决贯彻善意执行理念涤除被执行人皆老赖的社会想象以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拘留实务有法必依。

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研究——以金钱债权执行标的之确定为中心

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是新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其实体法根基是社会公共利益足以成为对不同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主体进行类型区分及区别对待的正当性理由,其程序法基础是民事强制执行应当遵循的执行比例原则。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应当适用于所有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主体。为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而限制或妨碍债权人的执行利益的,立法机关或执行法院负有实体性论证责任,且应向债权人提供必要的救济途径。在金钱债权执行中,执行程序启动模式的抉择以及执行标的准入与退出均应当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执行标的之确定结果显著违反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应当向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供相应的救济。

从博弈到共存:执行程序中租赁权的保护范围及限度——以善意执行视角下利益衡量论为视角

执行法官在处置涉租约不动产时,在法律适用及租赁权剔除程序上争议颇多,以至于严重影响执行质效提升。究其原因既有实体法上的缺陷,又有程序法上的不完备,如缺少利益衡量理念下的权益冲突与平衡机制、租赁权剔除程序不规范等因素。执行程序中对租赁权的保护与去除牵涉到不同利益取舍,应在善意执行理念下通过以多元化利益平衡为方向,在审执分离前提下完善租赁合同审查机制、细化租赁权剔除流程,以期实现房屋租赁权对抗力强化和实现司法风险最小化。

论我国民事执行中的善意执行理念

善意执行是在解决"执行难"和新时代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新需求的双重背景下提出的理念,主要目的是解决过度执行的问题,协调债权人与债务人、其他相关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善意执行应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遵循比例原则、关注利益的外部联结、优化效果的实现方式、完善执行监督和救济机制。善意执行理念丰富了民事执行的理论研究内容,提供了执行制度和措施整体性反思、评价、指导的工具,对完善和细化立法,指导和规范司法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两个方面思考,比例原则都应当在民事执行中加以适用。比例原则应是善意执行原则的一个子原则,并且善意执行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更全面的视角、更多元的功能,应当成为民事执行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应当以善意执行理念为指导,完善和建构更加体系化、精细化的民事执行规范体系,提高适用民事执行制度和措施的水平。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的社会化协同执行机制——基于J省法院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人民法院在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执行工作是实现实体正义、兑现胜诉利益的最后一环,而"执行不能"、执行不规范、消极执行等问题极易诱发和激化新的社会矛盾。在"后新冠时期"诉讼激增、生效裁判文书自动履行率下降的严峻形势下,应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精髓,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和善意文明执行的平衡,促进执行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化协同执行机制。

债务人合法权益平等保护制度论纲

受时代背景、立法理念、文化传统、理论供给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立法、司法、执法等层面长期存在偏重债权人利益保障、轻视债务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倾向。这不仅限制甚至损害了债务人的生存发展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悖于《民法典》确立的民事主体平等原则,不利于民法典的全面实施,不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健全平等保护债务人合法权益制度,需要系统检视不利于债务人合法权益平等保护的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在立法层面明确平等保护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与规则体系;强化债权人与债务人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与举措,坚持能动履职,在审判中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强制执行中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在实现债权的同时兼顾债务人的生存发展权;进一步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防止公权力无端损害债务人合法权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和运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的作用,推动诉源治理,健全诉讼之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前移下沉解纷资源,推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止于未发、解于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