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善护寺遗址明代墓葬人骨观察

善护寺位于河南新乡原阳县,是明代一座规模宏大的古老寺院,至清嘉庆年间毁于一场大火,未再复建。本文对善护寺遗址明代墓塔南侧的两座竖穴土坑墓出土的人骨进行了鉴定与观察,发现人骨上特殊的肌肉韧带起止点痕迹、颈肩部位退行性关节炎及多处创伤等一系列骨骼特征,显示其生前有长期和频繁的结珈跌坐行为,头颈部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并于青壮年期参与暴力打斗。参考临床医学、生物考古学和相关历史文献,认为两例老年男性人骨的身份为陪葬在墓塔旁的僧人弟子。

清代多文种合璧碑《御制崇国寺碑文》研究

《御制崇国寺碑文》于康熙六十一年镌刻,碑文主要记载了康熙帝修建崇国寺的缘由及其经过。文章对石碑保存情况、碑文内容及其所反映的相关历史进行了综合考察。文章认为康熙六十一年修复了大隆善护国寺内的一处院落,而御制碑文时借用了元代的寺名崇国寺。此外,学界因《御制资福院碑记》载有崇国寺、资福等寺名而误认为资福院在崇国寺的基础上修建而成,但比较和分析《御制崇国寺碑文》和《御制资福院碑记》碑文后发现资福院是建于安定门外的一方院落,建成后赐名资福院,而崇国寺是建于西安门外的一座寺院,且元至明宣德前称崇国寺,而明宣德之后称大隆善护国寺。两通石碑内容都与诸蒙古汗等为康熙六十大岁祝寿以及康熙赞颂诸蒙古部族恭顺清政府的历史有关。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记》与明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

明代汉藏佛教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交往与互动。从北京地区出土的碑刻文献看.明廷出于巩固皇权,安定边疆的目的.从护国佑民、普济众生等角度接受和肯定了有助于实现“大一统”思想的藏传佛教文化。明廷以建寺造塔、赏赐加封等多方策略加强了西藏等地民众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等实物史料反映了明廷以礼治国、以佛治藏的统治策略。对于研究明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以及明朝与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等问题都有一定价值。

清代藏文《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碑记》研究

《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碑记》是一通镌刻于清顺治九年(1652)的载有顺治帝修建护国寺缘由及经过的碑文。碑文也详述了护国寺的寺院秩序和僧侣戒律,是目前在北京地区出土的唯一一通藏传佛教寺规类石碑。在以原拓片为主要依据,重新录入和翻译碑文内容,并对前人录、译文中存在的错漏作出辨析的基础上,对碑文的内容及价值重新予以分析。碑文未记载撰写者身份等信息,结合相关史料考查后认为,该碑文应由第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在扎什伦布寺撰写。碑文所提到的释迦比丘奴布达节为岷东(今甘肃省定西市漳县)常氏,与顺治皇帝和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关系亲密。常奴布达节及其后裔在顺治、康熙至道光时期陪伴帝王,身居高位,蒙受皇恩,在洮岷地区修建佛寺,为藏传佛教在洮岷地区的传播发展以及该地区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