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条件下善治政府的发展趋势——政府与公众互动的视角

电子政务与善治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一脉相承,互动性是电子政务与善治政府突出的共同特征。电子政务条件下政府与公众互动模式有三个阶段,从初级、中级到高级分别是:管理型互动模式、协商型互动模式和参与型互动模式。参与型互动将是电子政务条件下善治政府的必然趋势,而当前我国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还处于管理型互动的初级阶段,要实现善治政府的要求,达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参与型互动,必须做到三点: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积极推行数字民主,提高公众对政治的参与度;拓展网络舆论空间,加速提高政府对公众的回应力。

和谐社会视角下善治政府建设路径探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原有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利益冲突日益凸显,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突发群体性事件增多等问题考量着各级政府是否善治。建设善治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增强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措施。建设善治政府,必须以治域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必须以科学决策为主要方法,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建立科学决策的制度;必须以民生幸福为价值目标,实现从GDP崇拜到GNH关怀的转变,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必须以社会稳定为重要标志,完善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妥善协调利益问题。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善治政府建设要义

三十年来,政府管理能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转型方面。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善治"政府,是三十年来以及今后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

论善治政府的基本内涵

作为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善治"理念已经逐渐为各国政府所接受,建设善治政府开始被视为最理想的政治目标,这是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力量壮大的必然结果。但善治政府的基本内涵究竟是什么,迄今学界尚无通说。本文从"好政府和坏政府"的角度切入,采用历史考察和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政府的施政模式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进而走向善治的必要性;依托俞可平的善治理论,阐释了善治政府的基本内涵:高效低耗和公平有信。

制度文明和善治政府的协同构建——“好政府主义”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民主制度偶然失灵现象是现代政治发展中毋庸讳言的现实问题。20世纪20年代胡适、蔡元培和李大钊等先生极力倡导"好政府主义",特别强调在构建宪法至上、公开透明的民主制度体系的同时,着力构建由人格可靠、才具有为的政治精英组成的受民主监督并为民谋利的"好政府"。"好政府主义"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有益政治启示就在于注重构建制度文明的同时,不要完全迷信"制度",应当充分重视协同构建由德才兼备的政治精英作为政治主体而组成的"善治政府",二者须有机结合。

善治政府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探析

政府善治是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所要达到的较高境界。其中善治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是关键，主要包括政府获得高效性、合法性、责任性、透明性、回应性、推动社会民主化、政府再造能力等几个方面。认真对待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有助于解决突发性公共危机及一些群体性事件，实现善治政府的“为民谋福”基本理念。

政府规制理论的演进逻辑与善治政府之生成

政府规制是规制机构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主体实施的行政干预或经济控制,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政府规制产生的直接动因。在考察政府规制演进的研究中,我们要理顺规制何以发生、规制何以变迁、理论预设何以演进三个逻辑进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需要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然而,政府规制又不能解决市场失灵的所有问题。"后规制"作为一个后现代话语概念,它强调规制本身和经济主体自规制的重要性,强调多元规制主体的共同参与,是解决市场与政府失灵、促成善治政府之生成的政府规制演进方向。

试论善治视野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中经济类的一些指标设置不合理,部分评估指标价值取向有误,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局限、公众参与度不高,指标体系缺乏权重、部分指标相互包含交叉,评估程序非规范化。将善治政府的规范主义构建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证主义建设相结合,在调查访问了南京(区)、苏州、吴江三个不同城市的政府中级公务员126人后从"政府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结果"两个大方面(一级指标)入手,建立了9个二级指标和49项三级指标,并确定了指标权重,以期实现政府绩效管理的科学性与高效性。

崇尚民生幸福是善治政府的价值追求

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本质的内在关联性。发展好民生幸福是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善治理念的必要前提和最终目的,是检验善治政府行政能力的试金石,是善治政府的价值追求和现实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在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实现最大幸福。因此,建设善治政府,发展好民生幸福是我们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国策,"为民谋福"应成为善治政府的基本理念。

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基于治理的视角

治理和善治可以被作为一个民主的管理体系来加以分析,就像民主一样,治理和善治首先建立在一个规范化的空间之上,公民都可以而且应该参与其中。随着我国政府治道变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具有内在关联性,公民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不足影响了其在政府走向善治过程中作用的发挥,政府必须从多方面为扩大公民参与创设有利条件。

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善治方略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理论研究的精细化、深入化,与外生态型政府相比,内生态型政府兼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政府生态化重塑的双重功能,追求五位一体的生态理念,进而实现政府善治的目标。而要实现这种由"外"向"内"思维路径的根本性转变,必须确定五位一体、生态优先的治理战略,网络治理、合作治理的治理理念,垂直化和扁平化相结合治理结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治理体制,生态服务、生态管理的治理风格,唯才是举、德才并重的用人机制,以及电子政务、人本服务的创新技术。

论我国大学主体性的缺失与彰显——兼评《政府善治与中国大学的主体性重建》

我国大学在法律意义上拥有法人地位,但实际上仍是党政附属机构。欧洲中世纪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是法人,也是行会组织。现代大学的主体地位是一种法律赋权,是法律对大学地位和性质的认定,其主体性主要表现为一种法人的人格化特性。从现代法治建设的角度看,将大学的主体性置于法律框架下来考察,更有助于保障其地位,保护其权利。我国法律对大学作为民事法律主体的赋权很晚,大学主体性的缺失主要是因为外部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直接作用。法人地位的落实和保障有利于彰显大学的主体性。

论网络政治空间和公民理性政治参与——基于政府善治的视角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平台,基于这种空间所诞生的新型公民政治参与,提升和拓展了政府善治的范围与层次,推动了公民治理主体意识的提升,强化了对政府施政过程的监督。同时,网络政治参与的迅速崛起,也给政府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需要提升网络主体自主表达与自我规避的政治参与意识,需要实施公开、透明、包容、高效的互联网管控方法,需要搭建起政府与社会公众互联网合作共治的互动平台。

社会风险与政府善治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为应对社会风险的挑战,应构建善治结构,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加快包容性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政府公信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善治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安排更多的财政预算、更有效的政策和政治方面的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建设的良性发展,赢得绩效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

公民理性、政府善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逐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百年治理经验,也需要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在此基础上以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作为基础支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公共精神与政府善治的建立

公共精神是政府善治建立的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力,公共精神的孕育要以政府善治的实现为根基。在当前我国推进政府善治的过程中,必须在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都树立起足够的公共精神,这需要我们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传统及西方公私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国家相关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并努力加强公民教育和培育公民社会。

公共精神与政府善治

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共生活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理想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需求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它包括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公共精神的培养对于政府善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政府善治的基本理念,在营造良好行政生态环境中起基础性作用,为政府善治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并为官德建设提供基本条件。

公共精神与政府善治的建立

公共精神是政府善治建立的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力,公共精神的孕育要以政府善治的实现为根基。在当前我国推进政府善治的过程中,必须在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都树立起足够的公共精神,这需要我们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传统及西方公私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国家相关体制的改进与创新,并努力加强公民教育和培育公民社会。

论新媒体的倒逼效应对政府善治的影响

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大数据时代到来,公众利用新媒体参与政治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加深。新媒体大数据环境倒逼政府,使政府不得不形成一种服务型的政府人格和智慧型的政府能力。大数据时代的这种倒逼效应,使政府的善治更加公开、透明、高效、公正,推进了政府善治的步伐。

公共精神与政府善治的建立

公共精神是政府善治建立的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力,公共精神的孕育要以政府善治的实现为根基,在当前我国推进政府善治的过程中,必须在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都树立起足够的公共精神,这需要我们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传统及西方公私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国家相关体制的改进与创新,并努力加强公民教育和培育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