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生态区类型与保护地空间分布格局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是泛第三极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和缅甸等6国交界的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生态区和保护地分布开展研究。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总面积902843.76 km^(2),跨古北界和东洋界两大全球重要的生物地理区域,分布有14个生态区,其中有55处保护地。保护地由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组成,主要分布在东喜马拉雅亚高山针叶林、喜马拉雅亚热带阔叶林和东喜马拉雅阔叶林3个生态区内,面积为159063.30 km^(2),占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总面积的17.62%。保护地中有41处国家公园,占保护地总数的74.5%;有25处为多国毗邻,占总数的45.45%。保护地的地理集中指数都大于完全平均分布值(37.796),空间分布呈集聚状态;其中自然保护区分布的不均衡度高于国家公园,分布在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三国境内。核密度分析显示中尼边境与中印边境区域的保护地分布集中度高。20世纪3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以来各国建立保护地,目前已经形成全球著名的保护地集群带。对于进一步推进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国家公园跨境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发现353个新物种

据2009年8月28日《新民晚报》消息，最近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报告说，多国科学家近10年来在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发现了353个新物种。发现新物种的地区包括从不丹和印度东北部到缅甸北部再延伸到尼泊尔和青藏高原以南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区域。这里人烟稀少，生活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奇特生物。

青藏-喜马拉雅构造域演化的转折时期

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为全球新生代最宏伟的地球动力学运动和最重要的地学事件。其深远的影响几乎涉及地学的所有领域;影响范围广阔,在东南亚和中亚形成了有直接响应关系的、广阔的喜马拉雅构造域,并涉及东亚、西亚、北亚和周邻海域等更广阔的地区,称其为青藏-喜马拉雅构造域。青藏高原的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从其对周邻地域的影响来看,可分为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之间的软碰撞、硬碰撞早期的陆内拼接和晚期的青藏地区相对整体变形3大阶段。软碰撞(60～44Ma)的影响范围主要限于雅江碰撞缝合带及其附近。在硬碰撞早期的陆内拼接阶段((44～22±2)Ma),构造变形、岩浆活动、变质作用和成矿效应等主要发生在今青藏高原内部及边缘,仅通过深大走滑断裂对高原周邻广阔地区局部产生较明显影响。在硬碰撞晚期((22±2)Ma至今),青藏高原所在地区各块体之间发生不同层次较为强烈的挤压缩短汇聚,进而拼接,直至彼此镶嵌焊接为一个相对联系密切、较为完整的整体,高原所在地区才开始进入相对整体的变形阶段;印度与亚欧板块的进一步碰撞和波及高原的主要地质事件及深部作用才开始对周邻地域产生较明显的影响。渐新世末—中新世早期((20±2～4)Ma)为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以此为界限,在之前和之后,高原内部的构造变形、沉积充填、岩浆活动、变质作用和成矿效应等差别明显。这表明,在此转折时期前后,青藏高原的地球动力学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此后,高原演化进入了相对整体运动和变形阶段,对周邻广阔地域的山隆盆降、矿产聚散、环境变迁等方面开始有显著影响并逐步增强,青藏-喜马拉雅构造域始呈阶段性地向外扩展、形成。与东—东南亚滨太平洋等地区的区域研究对比表明,青藏高原的构造动力学环境发生重大转变,其动力来源并不限于高原所在地区,具有更为广阔的区域地球动力学背景。

5月中国土壤湿度异常对7月华南-青藏高原东部偶极子型降水年际变化的影响

利用1979—2019年ERA5再分析资料和站点降水资料,研究了5月中国土壤湿度异常对7月华南和青藏高原东部偶极子型降水年际变化的影响及其可能的物理过程。结果表明,当5月青藏高原土壤湿度偏湿,华中地区土壤湿度偏干时,对应7月华南(高原东部)降水偏多(偏少),两地降水呈偶极子型分布。通过进一步的诊断分析发现,青藏高原(华中地区)土壤湿度正(负)异常可从5月持续至7月,使得7月中国北方地区地表湍流热通量正异常,进而使得对流层中低层大气增暖,中国北方与贝加尔湖之间经向温度梯度和大气斜压性增强,天气尺度的瞬变波活动增强。通过瞬变的涡度强迫有利于中国北方及蒙古地区准正压异常高压和Rossby波波源的形成,相关的Rossby波向东南方向传播至我国南方,使得华南地区出现准正压结构的异常低压,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东移,南亚高压西移。对应中国北方及蒙古-华南地区对流层中低层为反气旋-气旋式环流异常,进而导致华南地区(高原东部)降水增多(减少)。此外,中国北方-蒙古地区的异常高压与局地偏干的土壤湿度之间的正反馈过程,有利于上述物理过程的维持和增强,进而有利于7月偶极子降水的异常,反之亦然。

青藏高原东北部更尕海7—9月水-气界面CH_(4)、N_(2)O交换通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为了解青藏高原浅水草型湖泊水-气界面CH_(4)与N_(2)O通量的交换机制,以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更尕海为例,分别在2021年7月、8月、9月采用漂浮静态箱-气相色谱仪法对其水-气界面CH_(4)、N_(2)O交换通量进行连续、定点观测,并结合流域气象、湖泊水环境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更尕海水-气界面CH_(4)交换通量平均值为0.557 mg(/m^(2)·h),整体表现为源;N_(2)O交换通量平均值为-0.100μg(/m^(2)·h),整体表现为弱汇。(2)在空间上,受水生植物分布差异影响,更尕海黄苔分布区为水-气界面CH_(4)排放的热点区域,其次为狐尾藻分布区,无植被分布区最低。N_(2)O交换通量的变化受污染负荷的影响,粪便排放区是N_(2)O排放的热点区域。(3)在时间上,CH_(4)交换通量的变化则受温度影响,CH_(4)排放峰值主要出现于15:00时;N_(2)O交换通量的变化与沉水植物的光合作用有关。沉水植物光合作用向水体释放O_(2)并使pH升高,从而抑制了沉积物中的反硝化作用与微生物活性,使得湖泊整体表现为N_(2)O的“汇”。(4)相较于中国东部湖泊,青藏高原气压低,使得水体DO含量相对较低,减弱了水体对CH_(4)的氧化作用,还降低了水体中CH_(4)的溶解度,导致青藏高原湖泊CH_(4)排放通量显著高于中国东部湖泊。而青藏高原湖泊受人类活动的干扰较小,外源性污染较轻,造成该区域N_(2)O排放通量显著低于中国东部湖泊。

青藏高原1990年以来的M_W≥6.5强震事件及活动构造体系控震效应

深入认识青藏高原陆陆碰撞-挤出构造体系作用下的强震活动特点及未来强震活动趋势,对于区域防震减灾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统计分析青藏高原及邻区1900年以来的M≥6.0强震活动发现,青藏高原自1950年西藏墨脱—察隅8.6级大地震以来正处于新一轮相对缓慢的地震能释放期,但1990年以来的强震发生率和地震释放能显示出逐步增高趋势,并可能预示下一轮地震能快速释放期的临近。活动构造体系控震分析表明,青藏高原陆陆碰撞-挤出构造体系中的“多层次挤出-旋转活动构造体系”构成了1990年以来新一轮M_W≥6.5强震活动的主要控震构造,尤其是其中的巴颜喀拉挤出构造单元的强震活动最为显著,指示其目前正处于构造活跃状态,而且这一状态可能仍将持续。综合研究认为,在区域强震活动趋势分析中,充分认识活动构造体系控震效应,将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判断区域未来强震时空迁移过程及最可能出现的构造部位。考虑到当前强震活动过程中,青藏高原“多层次挤出-旋转活动构造体系”的未来强震活动趋势仍会持续,需要重点关注挤出块体边界上3条大型左旋走滑断裂带,阿尔金—祁连—海原断裂系、东昆仑断裂带和鲜水河—小江断裂带的未来强震危险性,其次是断块内部断裂。

中新世以来我国季风-干旱环境演化与青藏高原的生长

根据中国北方地质、生物和构造记录与南海及全球记录的对比研究,讨论了中国中新世以来季风-干旱环境与青藏高原阶段性生长耦合演化的关系。研究认为,在研究季风环境的同时,应加强我国季风-干旱环境整体系统变迁及其动力学的研究。

初论陆-陆碰撞与成矿作用——以青藏高原造山带为例

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带以其成矿规模大、形成时代新、矿床类型多、保存条件好诸特征而被誉为研究大陆成矿作用的天然实验室。文章基于青藏高原已有的矿产勘查与研究成果 ,概述了大陆碰撞过程中的主要成矿作用及其成矿带的时空分布 ,初步分析了陆_陆碰撞所造就的成矿背景和成矿环境以及控制成矿作用的关键地质过程 ,并草拟了可供今后研究的工作模型。初步研究认为 ,始于 6 0Ma的印度大陆与亚洲大陆碰撞至少形成了 3个重要的控矿构造单元 ,即雅鲁藏布江以北的主碰撞变形带 ,雅鲁藏布江以南的藏南拆离_逆冲带和高原东缘的藏东构造转换带。主碰撞变形带以巨大规模的地壳缩短、双倍地壳加厚、大规模逆冲系和SN向正断层系统发育为特征 ,控制了冈底斯斑岩铜矿带 (含浅成低温热液金矿 )、安多锑矿化带和风火山铜矿化带及腾冲锡矿带的形成及分布 ;藏南拆离_逆冲带由藏南拆离系 (STDS)和一系列北倾的叠瓦状逆冲断裂带构成 ,控制了藏南变质核杂岩型金矿化、热液脉型金锑矿化和蚀变破碎带型金锑矿化的形成 ;藏东构造转换带以发育大规模走滑断裂系统、大型剪切带、富碱斑岩带和走滑拉分盆地为特征 ,控制了玉龙斑岩铜矿带、哀牢山和锦屏山金矿带及兰坪盆地银多金属矿带的分布。按成矿系统的基本思想 ,初步将青藏高原碰撞?

青藏高原龙木错-双湖板块缝合带闭合的年代学证据——来自果干加年山蛇绿岩与流纹岩Ar-Ar和SHRIMP年龄制约

青藏高原龙木错-双湖板块缝合带从碰撞缝合何时转为羌塘盆地的沉积基底并接受沉积,一直受到地学界密切关注。羌塘中部的果干加年山主脊首次发现未变质的沉积岩以角度不整合覆盖于蛇绿混杂岩岩之上,上覆地层底部流纹岩夹层锆石SHRIMP U-Pb年龄为214±4Ma,为沉积盖层提供了可靠的年龄依据;不整合面之下强烈变形的阳起片岩(变质玄武岩)中阳起石Ar-Ar年龄为219.7±6.5Ma,与羌塘中部龙木错-双湖高压变质带获得的榴辉岩多硅白云母、蓝闪石等Ar-Ar变质年龄一致。Ar-Ar和SHRIMP定年结果表明该角度不整合的时限为220～214Ma之间。角度不整合上下岩石的定年研究,为龙木错-双湖缝合带的闭合提供了确切的时间约束:羌塘地区冈瓦纳与欧亚(扬子)板块在214Ma以前实现了闭合,古特提斯消亡,进入陆表海演化阶段。

青藏高原东缘龙门-锦屏造山带的崛起——大型拆离断层和挤出机制

龙门-锦屏山的东缘发育一系列逆冲断裂和飞来峰构造,逆冲作用使山体向东叠置在四川盆地之上。新的野外调查、显微构造分析和糜棱岩石英组构的EBSD测量表明,在龙门-锦屏山的前震旦纪变质杂岩体西缘(即青藏高原东缘)发育一条近NS向的大型韧性拆离断裂,被20Ma以来形成的NW—SE向鲜水河韧性走滑剪切带[1]左行错位80km。青藏高原东缘韧性拆离断裂中黑云母40Ar-39Ar测年获得112～120Ma的年龄,表明龙门-锦屏山的崛起可能与白垩纪开始的垂向挤出机制密切关联。结合四川前陆盆地的沉积及演化特征,认为晚三叠世时期羌塘/东昆仑/扬子陆块的碰撞形成松潘-甘孜造山带,晚三叠世—侏罗纪在其东南缘形成四川前陆盆地沉积;早白垩世龙门-锦屏山开始抬升,晚白垩世快速崛起,在四川前陆盆地沉积之上叠置白垩纪—第四纪再生前陆盆地的沉积。龙门-锦屏山的崛起与白垩纪以来扬子板块岩石圈对于松潘-甘孜地体的陆内俯冲作用有关,使位于中下地壳的变质基底岩石在挤出机制下隆起。

青藏高原东北缘酒泉盆地的演化特征与宽台山-黑山断裂的性质

宽台山-黑山断裂位于酒泉盆地的北侧,向西与阿尔金走滑断裂相交,其北部为花海-金塔盆地。对酒泉地区白垩纪沉积盆地的研究和对比发现,虽然当时盆地多为断陷盆地,均受东西向伸展构造控制,但宽台山-黑山断裂两侧的盆地具有不同的基底性质和沉积岩石学特征。酒泉盆地、昌马盆地和北祁连褶皱带内的白垩系具有相同的早古生代褶皱基底,并发育有热水喷流沉积和玄武岩夹层,北祁连北缘断裂在白垩纪时尚未开始活动;花海-金塔盆地为前长城系深变质基底,盆地内不发育热水喷流沉积。宽台山-黑山断裂是青藏高原东北缘重要的岩石圈剪切断裂,控制了其南北两侧白垩纪盆地的沉积-构造演化。

青藏高原古新世-始新世早期(65～40Ma)火山岩——同碰撞火山作用的产物

印度-亚洲大陆的碰撞开始于65Ma左右,大约在45/40Ma完成,之后转入碰撞后阶段至今。碰撞过程(～65～40Ma)中,已消减的新特提斯大洋板片回转,不仅导致会聚速率提高,还诱使青藏岩石圈之下的对流软流圈上涌,并发生减压熔融,产生碰撞期(或同碰撞)火山作用。西藏中部和南部的古新世-始新世早期(～65～40Ma)火山岩即是此碰撞期(或同碰撞)火山作用的产物。该碰撞期(或同碰撞)火山岩系并非是单一的长英质中酸性火山岩,其成分变化很宽,从玄武质到流纹质均有发育。它们源于成分为εNd(t)≈+3、87Sr/86Sr(t)≈0.705和La/Nb≈0.8的软流圈源。根据岩石地球化学数据,古新世-始新世早期基性熔岩可以划分为高Ti/Y(HT,Ti/Y≥500)和低Ti/Y(LT,Ti/Y<500)两个岩浆类型。LT熔岩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LT1和LT2等两个亚类。HT和LT1熔岩为未遭受地壳混染的基性熔岩,以具有高Nb/La值(0.88～1.53)和原始地幔标准化分配曲线上缺乏Nb、Ta和Ti负异常为特征;而LT2熔岩却为受到了强烈地壳混染的基性熔岩,其Nb/La值很低(0.20～0.49),Nb、Ta和Ti明显亏损。西藏中部拉嘎拉玄武岩和邦达错碱性玄武岩的化学演化受控于橄榄石(ol)+单斜辉石(cpx)结晶分离作用;而西藏南部林子宗火山岩系的化学变异则是经受了辉长质结晶分离作用。元素和同位素数据表明,青藏高原古新世-始新世早期基性熔岩并不是单一母岩浆结晶分离的产物。遭受地壳混染的LT2熔岩的Sr-Nd同位素变化特点与其软流圈源熔体上升过程中所卷入的不同岩石圈组分有关。下地壳组分的卷入导致典中组、帕那组和拉嘎拉玄武岩的LT2熔岩具有低-负εNd(t)值(+1.3～-3.9)和较低87Sr/86Sr(t)值(0.7046～-0.7065);而达孜基性火山岩和年波组的LT2熔岩则是以具较高87Sr/86Sr(t)值(0.7051～0.7084)和变化幅度较大的εNd(t)值(+5.4～-4.0)为特征,这应该是与受到上地壳混染有关;还有一些LT2熔岩样品,具有高εNd(t)(+5.4～+9.4)值和低87Sr/86Sr(t)值(0.7046～0.7051),可能与其岩石圈地幔源区受到前新生代消减作用改造有关。较早(65～44Ma)喷发的熔岩源于软流圈石榴子石稳定区3～4GPa条件下的低程度(<10%)部分熔融;而较晚(42～38Ma)喷发的熔岩是源于软流圈石榴子石-尖晶石过渡带较高程度(10%～30%)的部分熔融。软流圈源岩浆被岩石圈混染的程度受其上升速率的控制。未遭受混染的HT和LT1熔岩的母岩浆上升迅速,受到强烈混染的LT2熔岩的母岩浆上升较为缓慢。

青藏高原龙木错-双湖板块缝合带与羌塘古特提斯洋演化记录

龙木错-双湖缝合带、西金乌兰-金沙江缝合带和昆仑-秦岭缝合带是青藏高原上3条主要的晚三叠世板块缝合带,目前的研究资料表明后2条缝合带不具备冈瓦纳北界的基本要素。简要介绍了龙木错-双湖缝合带中有关古特提斯洋存在的基本事实,即早古生代洋壳残片、二叠纪蛇绿岩、泥盆纪—二叠纪放射虫硅质岩、各类不同性质的增生岩片、2种类型的构造混杂岩带和蛇绿混杂岩盖层体系的时代与性质等,已有的资料初步确定羌塘古特提斯洋盆演化的时限为晚泥盆世到晚三叠世。认为龙木错-双湖缝合带是青藏高原上古特提斯洋消亡的主要场所,是恢复和反演青藏高原早期形成演化的最重要的窗口,也是地学界几十年关注的冈瓦纳大陆的北界。

青藏高原东北侧臭氧垂直分布与平流层-对流层物质交换

利用臭氧和温度探空廓线,结合NCEP/NCAR资料、TOMS臭氧总量卫星观测资料和NOAAHYSPLIT后向轨迹模式资料,通过个例分析探讨了影响青藏高原(下称高原)附近臭氧垂直分布的因子和过程。结果表明,动力过程是影响高原上空臭氧垂直分布的主要因子,特别是中高纬度高臭氧浓度的空气向南入侵会导致高原上空臭氧浓度的升高,影响高原上空臭氧低谷的范围大小和形态;尽管大气化学过程对高原上空的平流层下层臭氧垂直分布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高原上空的平流层臭氧变化与温度变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同时还发现,对流层上层的强反气旋系统,特别是中高纬度阻塞高压的边缘有明显的平流层空气向对流层入侵,从而导致对流层内臭氧浓度的增加。

青藏高原东北缘新近纪盆地内旋转-平推式滑坡聚集规律与机理研究

旋转平推式滑坡在世界各地的新近纪盆地内广泛分布,致灾风险极高。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梳理了该类滑坡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空间分布和变形方式,通过取样测试与数值模拟计算,探讨了旋转-平推式滑坡近水平滑动带的变形机理。研究表明:(1)旋转平推滑坡集中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新近纪泥岩盆地内,其活动强度受青藏高原隆升的影响,自高原腹地至边缘盆地,滑体体积逐步减小;(2)滑坡均由高黏粒含量、超固结新近纪泥岩组成,趋向剪胀、渐进性破坏。在河流的侵蚀塑造的近水平剪切应力环境下,薄层剪切带内摩擦角小于10°,剪切带内随机排列的黏土颗粒的逐步定向,呈现韧、脆性变形;(3)滑动带的蠕变、裂隙扩展与地下水的增湿加速材料的流变,滑面沿黏粒含量高、碳酸钙含量低的软弱层扩展。滑带内黏土矿物蠕变、裂纹的扩展,导致宏观变形逐步积累,剪切面逐渐形成,是滑坡变形的动力因素之一。

青藏高原多岛弧-盆系格局机制

本文根据长期的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地质调查和考察实践 ,在系统研究全球构造 ,尤其是特提斯地质的基础上 ,概要阐述了全球洋 -陆构造体制的转换论、多岛弧盆系统论、造山作用过程论 ,并依此“三论”

青藏高原腹地典型盆-山构造形成时代

青藏高原腹地发育NE向、NW向与SN向不同方向的盆 山构造系统。应用热年代学与ESR测年方法 ,测定青藏高原腹地典型盆 山构造 地貌的形成时期。结果表明 ,羌塘地块南部NE向双湖 和平盆 山构造的形成时期为 0～ 5Ma ,拉萨地块中部NE向羊八井 当雄盆 山构造裂陷开始时代为 6 .8～ 8Ma,而拉萨地块中部NW向格仁错—申扎盆 山构造的形成时期为 0～ 6 .5Ma。青藏高原腹地典型盆 山构造 地貌初始形成时代相近 ,约为 5～ 8Ma ,对应于区域构造环境自近SN向挤压缩短向近EW向伸展裂陷的转变时代。

青藏高原火山-沉积硼矿找矿的新发现与远景分析

本文报道了青藏高原火山-沉积硼矿找矿的新成果,首次发现和确认在青藏高原存在富硼的火山-沉积二元结构的地层,其构造位置、岩石地层组合和时代与同一成矿带西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大型火山-沉积硼矿床都一致,且地层的稀碱金属元素含量高正异常,并已发现有团块或条带状的钠硼解石和硼砂等硼酸盐矿物,局部硼含量达边界品位。说明雄巴盆地具备形成火山-沉积硼矿床的构造地质、岩石矿物和地球化学的先决条件,具有形成大型火山-沉积硼矿的潜力。该发现是我国突破大型火山-沉积硼矿的先导性成果,为在青藏高原找寻该类型硼矿床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青藏高原东南缘察隅地区晚新生代岩体差异抬升-剥露和高原扩展的裂变径迹证据

对青藏高原东南缘晚新生代抬升扩展的研究是联系青藏高原周缘陆内变形发展特征的重要问题。通过藏东南察隅地区的磷灰石裂变径迹分析揭示,自北向南的德姆拉岩体、阿扎贡拉岩体和察隅岩体受控于断裂构造而表现出的晚新生代差异抬升—剥露是高原向周缘扩展的一种指示。抬升—剥露的时序为15.1～13.7Ma、6.3～4.3Ma、3.5～3.3Ma、1.9～1.7Ma和1.1～1.0Ma,活动性总体上向南扩展和迁移。晚中新世(约6～5Ma)是岩体抬升—剥露速率出现转折的关键时期,在藏东南—滇西北地区具有区域响应,并可能奠定了现今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地势发展格局。从青藏高原东北部到东南部,高原晚新生代陆内变形向周缘的扩展和增生表现出多阶段、准同时和不均衡的发展特性。

青藏高原隆升对中国构造-地貌形成、气候环境变迁与古人类迁徙的影响

对中国新生代以来构造-地貌形成的认识,必须建立新生代重大环境事件的年代序列,既需要不同地区构造变形、隆升年代学的依据,又需要宏观背景的把握.现今中国大陆构造-地貌格架及相关问题,诸如青藏高原的隆升、西部北西西向盆-山地貌和东部北北东向阶梯状盆-山地貌的形成时代、发育过程等,一直是地学界关注但尚未得到统一认识的一些重要科学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青藏高原隆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隆升年代学和古高程信息的数据,使得对其开展定量分析成为可能.青藏高原何时形成现今的高原面貌？这是国内外学者长期争议的科学问题.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对柴达木盆地及其邻区开展了20余年研究,发现柴达木作为一个现今的高原盆地经历了青藏高原隆升的全过程,高原隆升和环境变迁的所有事件,在盆地的沉积、构造上都有比较完整的记录,因此它可以作为青藏高原隆升大阶段划分的最佳参考时空坐标,并依此提出古近纪期间（55～24Ma）青藏高原整体并未隆升;青藏—闽粤高原的初次隆升发生在中新世早—中期（23～17Ma）,上新世晚期—早更新世基本被夷平;形成现今高原面貌的末次快速隆升发生在上新世晚期—早更新世（3.6～0.8 Ma）和中更新世之间.新生代以来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和中国构造-地貌格架的形成,直接影响了中国和全球气候环境的变迁以及古人类迁徙的路径,因此需要地质学家、古气候和古人类学家共同探索,对中国及亚洲新生代以来古地貌、古气候变迁的历史和中国古人类的发源与迁徙得出科学的结论.本文通过青藏高原分阶段隆升依据的论证,阐明青藏高原隆升与中国构造地貌形成、气候环境变迁的关系,并探讨中国古人类迁徙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