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嬗变:韩国儒教丧祭礼之历史迁衍及文化影响

以丧祭礼为重点的儒教礼仪是韩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三国时期,儒家三年丧与丧服制度等丧祭礼仪不断流入,但这些礼仪主要局限于王室,至高丽时期,儒教丧祭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巫俗和佛教为基础的礼仪生活,呈现出与巫俗和佛教并行或混合的丧祭礼形态。14世纪末,随着《朱子家礼》的引入,朝鲜王朝将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理念,把《朱子家礼》中的“冠婚丧祭”作为礼仪的一般性规定,使韩国的传统礼仪文化变为了儒教式礼仪。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熏染下,韩国儒教丧祭礼开启了内容与形式上的革变,主要体现于祭祀对象的缩减、行祭时间的转替及礼仪空间的变动,以此来适应城市化进程与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虽然儒教丧祭礼产生了一定的形变,但其本质特性依然维持其中,并对其他宗教礼仪产生了积极的文化影响。

气尽与未尽——朱熹丧祭礼中的鬼神观

朱熹理气观下,人死之后,鬼神只是气;气屈为鬼,气伸为神。但是,人死之后气是“散尽”还是“未尽”,值得讨论。朱熹却两者兼论,认为人死有常理和非常理两种情形,常理下“安于死者”,气自散而尽;非常理下气凝结而“未尽散”,易成为“四类”鬼怪。于是,使死者气散尽且“安”,而不变为鬼怪,必须践行儒家的丧祭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丧礼重在慎终,丧尽其礼,“安顿”人死之气,使其“顺死”“安死”“自然老死”,不会变成“历鬼”;但祭礼重在追远,祭尽其诚,与祖先之气“感通”交接。总体上看,朱熹鬼神观仍然属于日月大化流行宇宙论的阐释框架,这一方面有利于排斥唐宋时期“幽明隔断”人格化的佛教鬼神观,另一方面也使“祖考来格”打上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中国丧祭礼与家庭代际结构——兼议其中的生死冲动

精神分析学说自弗洛伊德创立以来,主要基于夫妻家庭的形态来分析子女与父母之间在无意识中的爱恨生死。中国古典家庭结构则呈现出与夫妻家庭相异的三代家庭形态,展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代际互动与代际冲突模式,并由此发展出解决这一冲突的独特文化方式。以精神分析视角观之,一方面,正如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代际之间除了爱与传承之外,还表现出明显的冲突与对抗;另一方面,中国家庭通过昭穆制度化解了三代之间的爱恨冲突、传递与接收的矛盾,并由此建立了一种独特的代际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死观——“死而复生”。中国的丧祭礼则可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独特的代际互动及生死观。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丧祭礼俗——以《海行总载》中的记录为例

在《海行总载》中,朝鲜通信使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丧祭礼俗。受佛教薄葬观念和轮回转世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普遍实行佛教火葬,对逝亲实行超度追荐仪式,对共同祖先神、自然神、英雄神则实行神道教祭祀,而对神的祭祀重于对逝亲的追荐。朝鲜通信使认为这样的习俗不符合儒家丧祭理念,因此予以了全面的否定,进而认为日本人是无君亲、悖礼无识之民,日本是"禽兽之域",其原因则是统治者的失教和性理学不畅其道。这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封闭性价值体认和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

楚地丧祭礼制研究——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南方地区连续出土的简帛资料,包含大量的礼学信息,推动了对楚地丧葬和祭祀礼制的复原研究,也为今人超越历代经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楚地简帛(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所反映的丧祭内容,包括疾病占卜、祭祷神祇、初死及丧仪、丧服和丧期、祖先和庙祭、祭祷仪式等,完全可与《仪礼·士丧礼》等礼学文献进行对证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丧祭礼制虽与中原地区颇有差异,但中国古代病、死、丧、葬、祭的人生礼仪,自商周以来就形成连续的系统,并未中断。楚地的丧祭礼制,对于汉代文化影响较大,此即汉承楚制的一部分。此种考察还有助于解决"三礼"文本的成书时间问题。楚简材料表明,楚人有常贞和常祷,还有散贞和散祷,前者对于复原楚地丧祭礼制更为重要。

《左传》中春秋贵族的葬礼、丧祭礼及其丧葬思想

《左传》中对春秋贵族的葬礼和丧祭礼多有书及,尤其对落葬礼仪中的饰棺基圹、出殡改葬、陪葬人殉、升(降)级葬,对葬后祭礼中的虞、卒哭、祔、祥、禫、禘等都有所涉及,这些记载不仅再现了春秋贵族崇隆威仪的葬礼和繁缛持久的丧祭礼程式,同时也折射出了隐于丧葬礼俗之后的当时人们的灵魂不死、等级、宗法、孝道等思想文化观念。

清末民初张家口地区丧祭礼俗探研

以清末民初张家口地区民间丧祭礼俗对传统的继承和革新为例,窥视当时广大乡村和内陆地区丧祭礼俗的沿革演变。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典型时期,中国传统丧祭礼俗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不均衡的。对清末民初张家口地区民间丧祭礼俗进行探研,不仅有利于对张家口地区民俗文化发展的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广大乡村和内陆地区传统丧祭礼俗的发展和变迁。

“去佛礼儒”与“儒佛共存”——近世日本儒生《家礼》的丧、祭礼实践与身份认同

在佛教被官方制度化的近世日本,丧葬仪轨和祭祀礼仪无法摆脱佛教“寺请制度”的权威而实施。没有制度保障的儒生们通过《家礼》的阐释和实践,对丧、祭礼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以浅见斋为代表的儒生通过“去佛礼儒”礼仪路径,将“名分之守”和“爱敬之实”的儒礼思想播种于日本“水土”。以尾张崎门派中村习斋为代表的儒生则提出了不违背佛教现存礼仪,以“儒佛共存”的方式引导日本社会对《家礼》的受容。日本社会对《家礼》丧、祭礼的受容过程,是近世日本儒生以《家礼》为范本的他文化考察和儒学实践,其背后是近世儒生在缺乏治学入仕的途径下,在生命实践中进行儒学思想体认和“儒士”身份自我认同的实现。

水户藩的儒教喪祭禮儀文獻

在日本近世衆多熱衷儒教的大名中,水户藩的德川光與岡山藩的池田光政要數其中最重要的兩位,他們不僅尊崇儒教教義,也積極推動儒教禮儀的施行。儒教在水户藩的德川光時期以及後來江户末期的德川齊昭時期尤其大放光彩,從光時期直至幕末,水户藩的儒者一直都在思考與探索著如何得體地施行喪祭禮。這其中,朱熹的《家禮》發揮了關鍵性作用。本文對喪祭禮相關文獻資料進行了廣泛審察與詳細分析,由此呈現了水户藩儒教禮儀實踐的歷史展開過程。同時指出,有些學者認爲水户藩的喪葬禮是神道式的,這其實是一種誤讀。文本在史料分析的基礎上澄清了水户藩的喪葬禮儀乃以儒教爲本。

《朱子家礼》在近世日本的接受与实践——评田世民《近世日本儒礼实践的研究》

田世民所著《近世日本儒礼实践的研究——以儒家知识人对<朱子家礼>的思想实践为中心》一书以近世日本的儒家知识人对于儒教礼仪规范之书《朱子家礼》的接受方式及多样形态为研究对象,以详实可靠的文献资料为支撑,从儒礼实践、特别是丧祭礼的表象,提炼出深刻的思想内涵,且历时性地比较分析了近世日本知识人在丧祭礼上的同与异,充分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力与生命力。与此同时,该书还体现了作者敢于颠覆传统、挑战权威、提出新见解的创新精神。